刘利平/摄
山水伴柳宗元永州十年
文/郭新庆
古人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柳宗元就是这样的君子。他在永州十年，寄情于山水，作游记以励志。从美学角度看，柳宗元创立的美轮美奂的山水游记，影响中国文学一千多年，也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从思想角度看，柳宗元永州十年的贬居生涯，不但没有压垮他，反而成就了他思想上的辉煌。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历史现象和奇迹。永州承载了柳宗元苦难的人生，永州也因为有柳宗元，一直受世人瞩目。
在山水中解困励志
永州在唐代是远离京城的蛮荒之地，柳宗元是被贬在永州的罪人。他在《答问》篇里说，自己孤零零一人被贬窜到这里，以前交往的人都作鸟兽散。亲朋“羞与为戚”，平时追慕他的人，毁灭书信，隐去交往的痕迹。在永州，柳宗元整天“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脚镣和手铐)。行动迟缓，人樵悴的如干枯的树枝条，精神委靡的象石头一样，看不到有出头的一天。因为司马是编外之职，柳宗元在永州没有办事和住的地方，幸得有他早年在长安结识的重巽和尚的帮助，才在龙兴寺住了下来。可人只能围着寺庙游走，不得越雷池一步。每天见到的除了家人就是和尚，孤寂的寺庙生存坏境，让他痛不欲生。在荒野中绝望的柳宗元只能一息尚存地苟活着，象老鼠一样惊恐万状地挨着牢狱般的生活，朝不保夕。柳宗元说，他与毒蛇野兽杂居，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薄粥也接不上。要不是为了家族的承续，他早就一死了之了。在永州的日子，柳宗元的亲朋好友陆续地亡去了。先是柳宗元的母亲病逝了。不几年女儿也病亡了。这几乎让柳宗元绝望了。
为了摆脱贬放生活的苦难，柳宗元向山水中寻求解脱。他作游记记述了这段生活。《柳集》卷第二十九记，有山水游记十一篇，永州九篇，柳州二篇。最著名的是他在永州写的《永州八记》，其中前四篇作于元和四年（）秋天，续四篇作于元和七年（）秋天，前后相隔三年。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游黄溪记》也相当精美，作于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当时柳宗元住在法华寺庙里，他经常从寺庙西亭望西山，这才有了西山宴游。寻山往西，游钴鉧潭；又由潭西游鱼梁上的小丘；继而又向西至小石潭，随有四记。由近至远，三年后，柳宗元在西山乘船去袁家渴游览；自渴西南不到百步，得石渠；继而游石涧；最后是小石城山，转年去更远的黄溪。柳宗元在永州的九篇游记，内容相系，自成体系，是作者刻意的用心之作。永州虽地处荒蛮，但景色幽美。为了舒缓压力，柳宗元常与朋友出去游走。他曾对李建说：出游遇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可其乐只是一时。为什么呢?说这就像关在监狱里的犯人遇到和美景色，会靠墙搔痒，伸展支体，得一时之乐一样；而后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其复能感到舒畅呢?从他游记里观之，永州荒蛮牢狱之困并没有让柳宗元屈服。他在给许孟容的回信里直言心志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这里说的“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显然是指他一生追求的大中之道。柳宗元说自己思想的本意就是这样，他不会遭难就改变。在永州，柳宗元拖着病体，“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著书亦数十篇”。他曾对李建说：“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瘦弱而气力不足)，亦甘如饴矣。”贫者士之常这句话，出之《列子·天瑞篇》，其文曰：“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尚何忧哉？”这是说士者安心贫困终生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可忧伤的。柳宗元说自己虽然遭贬，贫病交加，可想到“贫者士之常”这一君子之道，心境开朗多了，有甘甜如饴的感觉。
《韵语阳秋》卷十一说：“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也。”这里说的“一世穷人”，是指柳宗元一生遭贬不得志，处境窘迫。反而观之，虽穷而克寿，柳宗元诗文，却以穷得之。从人生大境界看，这并非就是悲事。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遭贬废退，没得到权贵者推介，“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而如果遭贬之初，柳宗元就受人举荐为官，可能官运无穷，但这样“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为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认为十年永州困厄让柳宗元文名传于后世，这是一时为将为相所没法相比的。韩愈这话被历史应验了。无数显赫一时的将相都在历史中隐没了，而柳宗元却鲜亮地活在后人的心里。柳宗元曾与人论说生死，他认为，为道而早死，死而无憾；而一味单纯追求长寿，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柳宗元用自己的人生践行了他的追求。
柳宗元山水游记是愤世之作
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仅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同时他们也超越了那个时代。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西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往往都是在困境中产生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柳宗元遭贬，乃有《永州八记》。
回顾历史，游山水赏玩，古已有之。帝王出游称游幸。《辽史》有《游幸表》。而随季节出游打猎称游猎。汉代文章大家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夸耀齐楚苑囿（帝王花园）之大，游猎之盛。其文深受世人称道，司马相如也由此扬名。可这都是些御用文人的谄媚之作。《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里的游女显然不是单纯的游乐之女。战国时的游士，周游列国，靠嘴皮子取悦君王，仗侠义为权势谋事，记述他们的文字都是些辩说之辞。韩非子把求官谋职的游士称为游宦，主张禁抑他们，而让农民和士兵得以彰显。古时有游学之风，有人周游讲学，有人外出求学。唐代失意的读书人，因求仕无望，或转入山林，或遁于佛门。唐代王维仕途失意，他后来倾心于游山玩水享乐，这与柳宗元所说的旅游不是一回事。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曾说：“邑之有观游（观赏游览场所），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堵塞）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柳宗元认为旅游不是“非政”。他说旅游不但可以舒缓身心，平服心境，还有益于做好平常的事情。就是今天，用这些话来解说旅游的作用和意义，也是在恰当不过的了。柳宗元倡导普通民众旅游，开启了千古大众旅游之先河。
从为文情感上说，司马迁的《史记》和屈原的《离骚》都是愤世之作。柳宗元也是这样，他的游记也是愤世之作。柳宗元的游记与他的诗文一样，有一种浓浓的愤世味道。柳宗元之所以能写出如此优美的山水游记，除了历史传承的因素外，还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为文造诣和为人气质等有关，柳宗元是借游山水排泄自己的苦闷和困惑。《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说：“自余为僇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恐惧不安）。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柳宗元在《钴鉧潭记》末尾说他居夷地小潭而忘掉故乡，其中的凄苦之情可见。这种困苦的心绪在柳宗元的游记里处处可见。柳宗元《钴姆潭西小丘记》借“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自喻“弃地比迁客”。他说：所记小丘不足“一亩”，“可以笼而有之”。成为“弃地”，“货而不售”（没人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瞧不上眼）”；而如居显地，“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柳宗元买下小丘，少作修饰，“佳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站在丘上四处望去，高山﹑浮云﹑溪流﹑鸟兽，争显其能，显现在小丘之下。柳宗元为发现小丘美而欣慰，但其遭贬难言之隐也苦涩地从纸背流出。《小石城山记》写山石，“借石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这种比拟写照的手法，与《水经注》相比，不单单是模山范水，而是借物写心，泄愤。柳宗元感慨道：夷地奇伟之石，“千年不得一售其伎（没人赏识）”，这难道是为慰藉象我这样有才能而遭贬的人吗？造物者为何“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啊！心中郁闷之情，借景抒而无遗。
柳宗元把山水人格化，这与以往游记不同。柳宗元游记“不是客观的为了欣赏山水而写山水，而是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愤感情，寄托到山水里面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刘大杰语）这些与他在永州写的诗文里的心绪和情感是一致的。柳宗元把山水作为知己，借景写人，借物写心，景物里充满了感情色彩，字里行间或隐或显着作者的影子。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人生最痛苦难耐的日子，可他却在永州奇迹般地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辉煌。南宋在给柳宗元《加封文惠昭灵侯告词》说：“文章百世之师。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纵观历史，人生往往都是在一个限定的框圈里生活和奔波着，其之所以不同，是有的人能在其间伸屈自如，做出与别人不同的事情来，以至达到常人难于企及的高度，从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里突现出来。历史常常是处困境和遭磨难的人创造的。柳宗元一生没能走出贬放的困境，这是中唐社会强加给他的宿命，也是他性格和为人理念使然。可他像其他困厄中的历史伟人一样，不但没有在贬放中沉沦，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之火铸就了他思想和文章。柳宗元的光亮一直在历史的长河里闪耀着。
如诗如画的山水游记
柳宗元把山水游记写的如诗如画，其景其色，让人神迷心醉。他的游记不是静秘的，而是伴着天籁之音，在山水间神奇地灵动着。他还在山水美色中，注入了浓浓的情感，让人为之神往。
从描写手段上看，柳宗元山水游记，观察细微，体验深切，不但用笔精炼，语言清丽，还巧妙地运用多种文学手段。他笔下的山水﹑景物都写活了。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处处都充溢着诗情画意。写山石的奇形怪状，说如牛马下山饮水，如熊罴争奔登山。写游鱼，说“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尓(忽然)远逝，往来翕忽(迅疾貌)，似与游者相乐”。鱼﹑影、人互动，静动相间，以鱼拟人，鱼知人意，“与游者相乐”。读了让人心旷神怡。他说鱼“若空游无所依”，象在透明的空气中游弋，是极写潭水的清澈，又让人有飘若如仙的感觉。写树，说“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遂”。凄清、幽遂，其境静的让人骨寒。写山，他不直接写山之高峻，而是用周围山水景色来烘托它。他坐在山上眺望四州，“凡四州之土壤，皆在衽席（坐席）之下”。山之高大，不言自显。说山下景色“寸尺千里”，是以小喻远。人眼看到的景色在千里之外，又仿佛在咫尺之间。说“山之特立（出众），不与培塿（小土堆）为类”，是作者自况也。顿时，浩气冲天，“悠悠乎与颢（浩）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赏美景都到了忘我的境地，“悠悠乎”，“洋洋乎”，不知不觉把自己与万物融化为一体。柳宗元写泉景更是一绝，他在《石渠记》里说：“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这是用声音写形）……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越过）石而往，有石泓（深潭），昌蒲（水草）被之，有青鲜环周……清深多鲦鱼……其侧皆诡（奇异）石﹑怪木﹑奇卉﹑美箭（竹子），可列坐而庥（休息）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山泉景色灵动，人被如诗画般的情境陶醉了。风吹草木，韵声在崖谷中振荡。被吹动的草木静下来了，可它发出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有声有色，意趣无穷，人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随之在时空中飘荡。
柳文记山水最奇崛，为文奇特突出，神奇绝妙。元和八年（）柳宗元作《游黄溪记》，最称奇文。文中记的黄溪发源于湖南宁远县北面的阳明山，向西流经零陵县东北，折北后又向东北流入祈阳县与白江汇合入湘。黄溪在永州州治东七十里处。《游黄溪记》开篇云：“北之（往）晋（山西），西适（去）豳（古地名，今陕西彬县），东极（到达尽头）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美好的）。环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水名），西至于湘（江）之源，南至于泷泉（水名），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这样的文势：“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余下也都如之，用“滇最大”“邛都最大”“筰都最大”“白马最大”等等不已。据此后人说柳宗元《游黄溪记》仿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并由此引发了一番争议。韩愈和刘禹锡推崇柳文，说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柳宗元谙熟司马迁为文，柳文里有他的影子是很自然的事。《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说的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小国的所谓“君长”，其实都是一些部落的酋长。夜郎国在今贵州西部，不过一个县域大小。可他的国王却问汉朝使者，夜郎与汉朝谁大这样的话，一时成了千古笑谈。这才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柳文用这以小喻大的文势，是要突显永州山水之美，其用语远比司马迁那段文字富有文彩。清代戴敦元《萧穆类稿》说：“天下总此义理，古今人说来说去，不过是此等话头，当世以为独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之唾余耳。”《清史稿》本传也有这样的话：“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余。”此说不尽然。其实“后人所发议论，不必前人曾未发过”，关键是有无新意和亮色。屈原《远游》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忧虑）。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而同样感伤命运，慨叹忧患，唐代陈子昂却用不一样的话语吟唱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语深邃，激昂高俊，一出口，就让人记住了。致使传唱千载还情思撼人。清人刘大櫆评《游黄溪记》说：“山水之佳，必奇峭，必幽冷，子厚得之以为文，琢句炼字，无不精工，古无此调子，子厚创为之。”说柳宗元游记是创新，这应是说到点上了。也正是继承和创新才使这些文学样式有了新生。清代林纾说：“《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昌黎不能及也。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柳州穷极山水之状，无不备肖。”阳朔，古县名，在今广西。俗有“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称，这里以阳朔代美景。《游黄溪记》说黄溪之美自黄神祠始，“祠之上，两山墙立”，花草树木掩映其间，随山势起伏，缺口处是悬崖绝壁﹑洞穴、流水。水下“小石平布”。有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形如剖开的大坛子，两侧悬崖绝壁。潭水墨绿色，而流进来的水却象白色的虹霞，“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旁边又一水潭，“石皆巍然”，湍急的流水穿行于奇形怪石间。“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天鹅），方东而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清人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八说：“游黄溪不过十余里，却写得如千岩万壑，幽峭深邃平远，无境不备，手有化工，不同画笔。”读此种文如读画，令人应接不暇。
游记是人赏游之作。文发之于景色之美﹑之奇。景色愉人，人在景色里自娱。赏景是为了陶冶情操，寄托心志。游记里如果没有人，景物就失去了灵魂，也不会有灵气。而不同心气的人，看景物也是不一样的，为文自然就有了高下。近代有人评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说：“柳子厚山水记，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古人文章，有云属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实从熟处生出，所谓文入妙来无过熟也。”章士钊对此赞许说：“寥寥数十字，非读书得间，且于文境有体会者不能道，‘从熟处生出’一语，尤探骊（黑龙）得珠。”高洁﹑深幽﹑凄清是柳宗元游记的主调，这与他为人和心境相关。古人为文，千态万状，变幻莫测，寻源穷根而论，无过“从熟处生出”，进而随心所欲，得心应手，以至出神入化，达到“文入妙来”之境。可这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其间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有如到深水龙嘴里探寻宝珠一样。“从熟处生出”一语，揭示了为文之道，不解其中甘苦的人是不会说出如此绝妙的话语来的。
赏景分雅俗高下之别。魏晋时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为避祸，整日寄情山水，纵酒装疯，强为谈玄说远，“口不臧否（褒贬，评论）人物”。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显然不能与柳宗元游记里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相语。与柳宗元有同样遭遇的屈原，长年放逐在山水间。屈原用楚地特有的文学样式骚体诗赋记述和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文入妙来”的楚辞，千古咏唱如新。郭预衡说：《永州八记》里有的篇章“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柳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柳宗元是唐以后唯一能用骚体为文的大家。说柳宗元用骚声楚韵助文势，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柳宗元游记里充溢着骚体的东西，可它已被柳宗元润化了，柳宗元的游记已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学样式。柳宗元游记正因渗蕴流动着骚体诗赋的东西，才使他所描摹的山水出神入化地融入了他的心绪里，致使他的游记，如丝竹，如墨玉，有声有色，如诗如画。此乃神来之笔。
柳宗元与吴武陵神交，他很赏识吴武陵的文才。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吴武陵受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记山水文写得雄放大气，直冲人眼目。吴武陵《阳朔县厅壁题名》记山势水态说：“群山发海峤（近海多山之地），顿伏腾走数千里而北；又发衡巫，千余里而南，咸会于阳朔。朔经四百里，孤崖绝巘（山顶），森耸骈植（茂密），类三峰九疑（山名），析（劈开）成天柱者，凡数百里。如楼通天，如阙（宫门外两边的搂台）凌云，如修竿（长竹），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马而驩（欢），如阵将合，如战将败，难乎其状也。”少年气盛，模山范水，如目亲临。志趣相投，与柳宗元交好的吕温有一篇《三受降城碑铭》，对三城之势的描写也相当精妙：“分形以据，同力而守，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納阴山于寸眸（眼睛），拳大漠（沙漠）于一掌，惊尘飞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鸡，涉河而南，门用晏闲（安闲）。”豪迈之气跃然纸上。这些记景之文，与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一样，都是心气和精神的外现，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身边朋友的为人和气质。
柳宗元创立了山水游记的范式
中国山水游记和寓言是柳宗元创立的。一般讲游记之作，多追述说《水经注》。这是北魏人郦道元为三国时《水经》一书所作的注。《水经注》是一本地理书，专门记述古时的河流水道。书中有风土景物的描述，也有志怪、征实（考证）之文。《水经注》用语精美，所记之景大都是作者亲历过的，所以文字很有质感，其感情发泄，往往不能自己，让人读了荡气回肠。他最有名的《江水注》描写三峡一节说：“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缺口）。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到中午和夜里），不见曦月（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水漫山陵），沿（下水）泝（上水）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快）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会清倒影，绝巘（绝壁上）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雨后放晴）霜旦（秋季的早晨），林寒涧肃（水清冷），常有高猿长啸，属引（一起和鸣）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惜《水经注》对山水的描写都是一些片段，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篇章。南朝吴均工于写景，他的一些写山水的文章也很值得称道，是南北朝模山范水的代表之作。《与宋元思书》是他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其中有一段写景的文字说：“风烟俱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飘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竟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短短一百四十余字，把富春江沿岸百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景色描述的绘声绘色。游鱼细石，放目可见，“直视无碍”。舟行水动，高山寒树，写得气势非凡。泉激水响，鸟鸣、猿叫、蝉声，一片天籁之音。如此美的景色，人都被山光水色融化了。以至忘掉尘世间一切烦脑，“窥谷忘反（返）”。吴均写景的文章都很短，如《与顾章书》，仅有八十六个字。与当时人一样，他用四字和骈句写景，文章讲究声色、夸张。吴均和郦道元是同时代的人，虽写作风格和体例不同，但两人交相辉映，开启了山水游记的源头。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有数以千计的僧人西行求法，记述此事的传世之作以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最为著称。十七年经历，五万余里路程，十万余字，记述沿途风物人情、地理形势，而更多的是佛事﹑传说。《大唐西域记》是记实体，虽经文人润饰，文笔优美，可里面找不到更多游记的文学元素。唐代的元结在此向前推进了一步。元结死于柳宗元出生的前一年。他在道州做刺史时作《右溪记》，其文云：“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倾斜）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隐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稥草，以裨形胜（风景优美）。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名石上，彰示来者。”这是记道州风景的，并非游记，但写法却有如游记。有人说他开创了游记的文学体裁，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声，也不为过。元结为文质朴，“简淡高古”，与柳宗元情趣相仿，生活的年代又如此之近，柳宗元游记有元结的影子是很自然的事。熟悉柳文，偶观元结《右溪记》，那么亲切，好象在哪见过似的。至于《水经注》和吴均对柳宗元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佐证，而贞元末柳宗元为员外郎主表章事，能直接见到宫中《水经注》的藏本和吴均的文章也是意想中的事。从历史和文学传承的角度看，柳宗元创立的山水游记与《水经注》的渊源应该说的通。
后人写游记，受柳宗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明代《徐霞客游记》值得一提。霞客是号，本名徐弘祖。为人奇特，二十二岁起，三十余年，倾尽家财，以至性命，游历千山万水，留下了这部六十三万字的巨著，人称“旷世之游圣”。这本书在地理学等方面有很高学术价值。由于都是亲身经历，他描写山水，直叙情景，“未尝刻画”，而“自然奇警”。但徐霞客在文学上没法与写山水游记高手的柳宗元相比。清代姚鼐在思想上抑柳，但学柳宗元写游记。他的《登泰山记》为世人传诵。可他的游记与柳宗元也是没法比的。柳宗元传世的《永州八记》，字字珠玑，如诗如画。就象他自己在《愚溪诗序》里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读了快人心魄。游山玩水，陶冶性情；游记华章，沁人心脾。人化入山水间畅游，心凝于华章中娱情，这都是人生的乐事啊！
“柳记皆本色。”（明人王锡爵语）无一句一字不精妙。章士钊说：“子厚以善记山水知名，凡山水不经子厚渲染则已，一著笔，无不工。”这里的工，有二层意思，一是为文用工，殚精竭虑，一字一辞都无不精雕细琢；一是文笔精致妙巧，有鬼斧神工之化，后人叹不可及。
说景色随人，柳宗元逝去后，随着历史的变迁，他记述的永州八景逐渐都消失了。刘禹锡曾有《伤愚溪三首并序》说：“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从前）矣。’一闻僧言，悲不能自胜，遂以所闻为七言以寄恨。其一：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其二：草圣数行留坏壁，未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其三：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故人刚没，所居的愚溪就荒漠了；愚溪泉边的怪石，也几为洛阳大族有力者取去。宋新安汪藻撰《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称：“绍兴十四年，予来零陵，去先生三百余年，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愚堂﹑愚亭者，已凐芜不可识。”
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在其他文章里，柳宗元也说过。一千多年前就对审美关系有这样精到的认知，实在让人折服。何为美，到今天也没能说清楚。美是对人而言的，因人的喜爱和欣赏才有美；美因人而显，因人而彰，这应该不无道理。柳宗元说：“兰亭也，不遭右军(指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为山水作记，本意也是想让这些“盛迹”不被荒野“郁湮”。可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当年的这些“盛迹”已荡然不存了。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会，它将伴着文字的生命在时光中流动着。今天读之，仍有看电影一样的直观感受。那么鲜活，那么动人。翻检古书，很难找出像《永州八记》这样耀人眼目的华章。说到《永州八记》，人们自然会想到永州。一千多年前永州和柳宗元一起走进了历史，一千多年后永州又和柳宗元一起走向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