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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是一座有历史背景的古城，在唐初差一点就成为了唐朝国都。
武德七年，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军大举进犯唐朝边境。迫于压力，唐高祖李渊曾产生迁都襄州的想法，意图将战线收缩，以秦岭阻挡突厥大军。然而，由于秦王李世民反复劝阻，使李渊不得不将迁都之议暂时搁置起来，改以军事、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最终，经五陇阪一战过后，突厥退兵，迁都襄州之议也不了了之。
“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
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彼数十万骑”已直至豳州（今咸阳彬县）城下，一度令“京师戒严”，局势陡转急下。
面对东突厥这次大举进犯，朝廷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关陇之地，于是产生迁都襄州（今襄阳）以避敌的想法。于是有人劝说唐高祖“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意思就是把长安烧了不当作都城这些敌人就会撤退了，这样完全可以挫敌兵锋；应当说，这种“坚壁清野”式的做法既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李渊个人的心态，也摆明了朝廷要坚决与敌抗争的决心，所以“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开始着手迁都的前期准备。
李渊当是先派郢国公宇文士及赴樊（今襄阳樊城区）、邓（今襄阳西北邓城遗址）等地去考察，再行朝议，可见李渊本人都不曾想要过多地征求朝野意见，更何况，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重臣裴寂等一众实权人物也表态支持，则进一步反映出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图。
有鉴于此，如“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
却唯有秦王李世民进言：“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籓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
不可置否的是，秦王李世民的行为虽违背了父亲的意图，引得“高祖怒”，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关陇集团“敢怒不敢言”的诉求。
经权衡过后，唐高祖“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进行勘察”可见李渊也没有绝对把握，只得在军事上听取李世民的建议，而李世民亲自勘察过后，回来告诉李渊襄州不可为都“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如此一来，更是大大动摇了李渊的态度，使“高祖遂止”，从而放弃了迁都避敌的想法，“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唐朝方面最终还是选择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
五陇阪之战记述：是时，“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在这般不利的情况下，面对强敌压阵，“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一面谴责突厥背弃盟约，一面叫阵要与可汗单挑，眼看着“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他又故意派人上前质问突利可汗：“你我本是相约为盟友，有急事会相救，现在竟然带兵来攻打我，真是没有一点人情！”突利被说得哑口无言，他俩对话成功地引起了颉利可汗的猜忌，“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才直接打断了这场阵前对话。
随后，唐军冒雨夜进，使“突厥大惊”，而李世民又派人去告诉突利进军的利害，结果突利听从了李世民的意见。之后颉利想战，突利却反对。于是派遣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双方达成共识，突厥退军，如此一来，随着来自外部威胁的解除，迁都襄州之议也就不了了之。
唐高祖李渊之所以要迁都襄州，绝非一时兴起。
在地理位置上襄州是四面交通的必经之地。若择都于此，不仅能够借助于秦岭、汉水设防，处在“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还可以保持与各地之间交通，这无疑将有助于唐朝对新近纳入版图的河北、江南等地进一步加强控制。
其二，从迁都襄州之议的提出来看，唐高祖李渊在军事上很可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即在关陇地区与突厥开战，如此，即便唐军遭到失败，也还能依托于秦岭山势继续做抵抗，以扼制突厥骑兵继续向中原腹地深入。
其三，迁都之议实乃权宜之计，按其计划，短期内是以尽可能保全唐朝有生力量作为目的，那么，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襄州在这里应当是发挥战时“陪都”的过渡作用。
其四，选择迁都襄州，应该还有对交通方面的考虑。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唐朝方面必须得做好将大批人员和物资随时撤离长安城的准备；然而，由于通往洛阳的崤函道过于艰险，运输效率有限，并不能满足应急需要。
如果当初没有李世民等人的劝阻，襄阳可能已经成为唐朝的都城，或者陪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