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成都后的第十四天,灵武使者送来了唐肃宗即位的消息。这太突然了!马嵬坡分手，玄宗估计到会有这一着，但是，一点招呼都不打。
太子竟自称帝，哪里算是“即位”,无异于抢夺皇位。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既然如此,唐玄宗不得不“让位，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个太上皇。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评论说:“盖自高祖以来，三逊于位以授其子，而独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若高祖、玄宗，岂其志哉!”
一、太子北上朔方称帝
1、北上朔方
马嵬坡之变后，马嵬父老留住太子，希望殿下“东破贼,取长安”、但是，从军事形势来看，那是急躁的冒险行动。还是韦谔的分析比较冷静：“今兵少，未易东向。”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例如，太子率众五千（后军二千加上召募百姓三千余），在渭水北岸跟一股“逆贼”发生战斗，结果大败，士众多伤。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不是叛军，而是从潼关败退至渭北的唐军。太子为此庆喜，以为上天保佑。可见，连散兵游勇都打不过，又怎么能东取长安，消灭安禄山叛乱势力呢?
稳妥而积极的方针应是北上朔方，聚集力量,然后进取长安，歼灭敌人。当时，建宁王李倓、李辅国和张良娣等都力主北上，这不仅是因为太子兼任过朔方节度大使，而且是由于朔方的战略地位与军事实力所决定的。西行的唐玄宗虽然不了解太子的具体打算，但也估计到太子会到朔方。
太子率众二千人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夜晚经永寿（今陕西永寿），继续赶路。六月十六日（戊戌），至新平（今陕西彬县）。次日，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十八日，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十九日（辛丑），至平凉（今甘肃平凉）。这四五天，犹如逃跑，有时“昼夜奔驰三百余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路上的狼狈景况，跟唐玄宗西行相比较，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平凉，才喘了口气，安定下来。
史称：“至平凉郡，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过了几天，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经商量，决定派盐池判官李涵到平凉，迎接太子到朔方。李涵来了,太子大悦。
恰好河西司马裴冕也来到平凉，劝太子前往朔方。于是，太子就率众北上了。
2、灵武称帝的民意基础
七月十日（辛酉），太子李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仅过三天，便做起皇帝来了。这反映了李亨及其支持者们急不可待的心情。据记载，七月十三日（甲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史称唐肃宗。群臣欢呼称万岁,肃宗流涕欷歔,左右感动。肃宗亲御南门，颁布制书，大赦天下，改元日“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又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郞、同平章事，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
李亨以太子身份继位，必须有父皇“传位”的舆论，否则就会名不正而言不顺。为此，制书宣称：“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
其实，玄宗并没有“传位”的明确表示，禄山叛乱之初，命“太子监国”与传位是不同性质的事。裴冕、杜鸿渐等也大造舆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其实,马嵬坡分手时，玄宗除了哀叹“天也”外，并没有“宣旨传位”。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亨本人要当皇帝，利用当时政治与军事形势，尽早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肃宗灵武即位，本质上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裴冕、杜鸿渐等的劝进，也是一种推动力。他们迎太子至灵武，就有拥立新主的意思。一到灵武，五次呈递奏书，恳求李亨称帝。他们劝进日:“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
可见，正是利用玄宗*南幸蜀川”的时机，使“宗社神器”归于太子李亨。杜、裴等代表的是朔方、河西将官群体，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肃宗要在灵武称帝，也是很难的。
然而，这些人的支持，并不是李亨长期经营西北军镇地区的结果。李亨名义上担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实际上根本没有插手过西北军镇的事务。李亨跟裴、杜诸人过去并无深厚的交谊，只是在“四海分崩”的情势下，由于彼此利益的巧合，聚集在一起了。
应当说，平叛讨贼，这是唐肃宗即位最充足的理由。玄宗既已丧失了平叛的信心，逃亡蜀川,那么太子李亨举起“兴复”大旗，也就会赢得天下士人的注目与支持。
史载，京畿士庶“知肃宗至灵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人心益坚矣。”这说明衣冠士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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