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李亨只是太子,最后是如何在唐玄宗这

到达成都后的第十四天,灵武使者送来了唐肃宗即位的消息。这太突然了!马嵬坡分手,玄宗估计到会有这一着,但是,一点招呼都不打。

太子竟自称帝,哪里算是“即位”,无异于抢夺皇位。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既然如此,唐玄宗不得不“让位,成了唐朝历史上第三个太上皇。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评论说:“盖自高祖以来,三逊于位以授其子,而独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若高祖、玄宗,岂其志哉!”

一、太子北上朔方称帝

1、北上朔方

马嵬坡之变后,马嵬父老留住太子,希望殿下“东破贼,取长安”、但是,从军事形势来看,那是急躁的冒险行动。还是韦谔的分析比较冷静:“今兵少,未易东向。”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例如,太子率众五千(后军二千加上召募百姓三千余),在渭水北岸跟一股“逆贼”发生战斗,结果大败,士众多伤。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不是叛军,而是从潼关败退至渭北的唐军。太子为此庆喜,以为上天保佑。可见,连散兵游勇都打不过,又怎么能东取长安,消灭安禄山叛乱势力呢?

稳妥而积极的方针应是北上朔方,聚集力量,然后进取长安,歼灭敌人。当时,建宁王李倓、李辅国和张良娣等都力主北上,这不仅是因为太子兼任过朔方节度大使,而且是由于朔方的战略地位与军事实力所决定的。西行的唐玄宗虽然不了解太子的具体打算,但也估计到太子会到朔方。

太子率众二千人自奉天(今陕西乾县)北上,夜晚经永寿(今陕西永寿),继续赶路。六月十六日(戊戌),至新平(今陕西彬县)。次日,至安定(今甘肃泾川)。十八日,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十九日(辛丑),至平凉(今甘肃平凉)。这四五天,犹如逃跑,有时“昼夜奔驰三百余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路上的狼狈景况,跟唐玄宗西行相比较,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平凉,才喘了口气,安定下来。

史称:“至平凉郡,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过了几天,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经商量,决定派盐池判官李涵到平凉,迎接太子到朔方。李涵来了,太子大悦。

恰好河西司马裴冕也来到平凉,劝太子前往朔方。于是,太子就率众北上了。

2、灵武称帝的民意基础

七月十日(辛酉),太子李亨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仅过三天,便做起皇帝来了。这反映了李亨及其支持者们急不可待的心情。据记载,七月十三日(甲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史称唐肃宗。群臣欢呼称万岁,肃宗流涕欷歔,左右感动。肃宗亲御南门,颁布制书,大赦天下,改元日“至德”,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又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郞、同平章事,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

李亨以太子身份继位,必须有父皇“传位”的舆论,否则就会名不正而言不顺。为此,制书宣称:“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

其实,玄宗并没有“传位”的明确表示,禄山叛乱之初,命“太子监国”与传位是不同性质的事。裴冕、杜鸿渐等也大造舆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其实,马嵬坡分手时,玄宗除了哀叹“天也”外,并没有“宣旨传位”。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亨本人要当皇帝,利用当时政治与军事形势,尽早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肃宗灵武即位,本质上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裴冕、杜鸿渐等的劝进,也是一种推动力。他们迎太子至灵武,就有拥立新主的意思。一到灵武,五次呈递奏书,恳求李亨称帝。他们劝进日:“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天意人事,不可固违。若逡巡退让,失亿兆心,则大事去矣!臣等犹知之,况贤智乎!”

可见,正是利用玄宗*南幸蜀川”的时机,使“宗社神器”归于太子李亨。杜、裴等代表的是朔方、河西将官群体,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肃宗要在灵武称帝,也是很难的。

然而,这些人的支持,并不是李亨长期经营西北军镇地区的结果。李亨名义上担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实际上根本没有插手过西北军镇的事务。李亨跟裴、杜诸人过去并无深厚的交谊,只是在“四海分崩”的情势下,由于彼此利益的巧合,聚集在一起了。

应当说,平叛讨贼,这是唐肃宗即位最充足的理由。玄宗既已丧失了平叛的信心,逃亡蜀川,那么太子李亨举起“兴复”大旗,也就会赢得天下士人的注目与支持。

史载,京畿士庶“知肃宗至灵武,皆企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人心益坚矣。”这说明衣冠士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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