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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生于年。他是以赛亚·伯林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的同龄人，比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汉娜·阿伦特小３岁，比卡尔·波普尔小７岁，比埃里克·沃格林小８岁，比列奥·施特劳斯小10岁。
人们总是免不了有些阅读“恶趣味”。我的“恶趣味”之一是，每遇到一位作者，都要先在“作家古老排行榜”上找到他的位置。我的“恶趣味”之二是，总是对更“古老”的作者报以更多的信任。我把这种“恶趣味”称为“阅读势利眼”。“阅读势利眼”分很多种。有人崇拜新书，有人崇拜古书；有些人热爱流行书，有些人喜欢冷僻书。我属于后者。
直到前些天，我才意识到德鲁克竟然是伯林、贡布里希、阿伦特、朋霍费尔、波普尔、沃格林、施特劳斯的同代人。这些伟大的名字，是我心智成长之路上的重要坐标。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我思考、感知的基本倾向和趣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得把德鲁克和他们放到一起。理由很简单，也很“势利眼”：他们是渊深的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是圣徒，而德鲁克，是“管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神学家、圣徒，是现代世界的反思者，批判者；而“管理学家”，听起来像是现代世界的弄潮儿。
读惯了朋霍费尔、阿伦特那类忧心忡忡的深邃文字，我没法不对“管理学家”这个标签抱些成见。依照麦金泰尔（AlasdairChalmersMacIntyre）的诊断，“管理学”本身就是现代世界灵性疾病的表征之一。他的思路是：现代人心中的世界图景，早已全然机械化。一个现代人想象的世界和生活，不多不少，相当于一台结构精密的钟表。一台钟表，可能运转良好，也可能崩溃失灵。无论运转还是失灵，都只是机械领域的技术问题，与心灵和道德无涉。麦金泰尔的意思是，如果钟表成了现代世界的典型图景，那就意味着人们把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理解成机械问题，而非灵魂问题、道德问题。对于机械问题而言，“善”与“恶”是无效的概念。在机械世界里，唯一有效的概念，是“效率”。“管理学”，就是一门由“效率”崇拜催生出来的学问。“管理学家”则是被现代人的“效率”焦虑推上神坛的人（《德性之后》（AfterVirtue:AStudyofMoralTheory））。
直到几个月前，我仍对麦金泰尔的判断深信不疑。日常生活也不断印证他的判断。身边的朋友，但凡有些从商经历的，几乎没人不知道德鲁克，当然，几乎没人知道朋霍费尔、麦金泰尔。提起德鲁克，大家说的，几乎总是那几个词：企业、绩效、管理、生产力、自我管理。似乎，这些字眼包藏什么魔力，只要不断叨念，就能搭救惨淡的生意。
但愿身边的亲友都能生意兴隆。但我的“势利眼”告诉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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