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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滕子京、范仲淹墓的问题
选自陈湘源著《解读岳阳楼》
关于滕子京、范仲淹墓葬所在地的问题，历来有不同说法，宜辩证之。
岳阳楼双公祠范仲淹与滕子京铜像张伊林摄
关于滕子京墓
滕子京画像
关于滕子京墓，《岳阳晚报》第期，刊载了炳毅的《滕子京墓址之迷》一文，对人们进一步了解具有高尚品格的“父母官”滕子京，及其墓葬的情况很有帮助，但文中有些说法却值得商榷。
一是“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传出了滕子京墓在安徽青阳县金鸡原的说法。”此说欠妥，此前岳阳便有一些人知道滕子京的归葬处。因为《巴陵县志·杂识》辑录的苏子美《祭滕子京文》，其云：“江头送丹旐（引魂幡），哭向九华云。”便点明了他的安葬地在九华山。《范文正公全集·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说得更清楚：“诸子奉君之丧，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池州青阳县九华山之金龟（一作鸡）原。”
滕子京画像
二是择址者有误。该文言滕子京“曾贬到池州当了一名税监，一家人跟着颠簸，也来到这里。他的父亲，生前就相中了隶属于池州的青阳境内的金鸡原这块‘风水宝地’，死后就葬到了这里。”“他虽卒于苏州，但父训难违，也只得‘赶赴’这里……”按滕子京请范仲淹为他母亲写的《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所云，相中金鸡原的是滕子京，他的父亲滕感从未随他“颠簸”过。何哉？因为他父亲早已去世。《铭》云：“自先太博之遗世，二字尚幼，夫人夙夜教导。”说他是幼年丧父，乃母亲教养他与弟弟宗元成人，滕子京贬监池州酒时已46岁，父亲何能随行？倒是滕子京相中金鸡原后，于是景佑三年（）“即奉先公太博之灵葬于此山之金鸡原”的，属于迂葬。
滕子京墓
滕子京为何选择九华山金鸡原作墓地？《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云：滕子京“常谓池之九华山，上凌紫宵，下盘洪流，千岩白云，万壑清风。草木多灵，民人一熙。书契以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寿，藏（葬）者得其朽。”是他对九华山环境清雅、民风纯朴的深沉爱慕所至。在他迁葬父亲的第二年，母亲即仙逝，故《铭》曰：“明年，夫人无疾而终，春秋七十有二，闰四月，举而附之礼也。”这时他虽升任江宁府通判，仍将母亲灵柩附葬父亲墓冢，并上表“丁忧”，结庐守墓一年有余。因此，金鸡原便成了滕氏家族的墓地。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志
庆历七年春，他升任苏州知府，不久却突然病逝于“郡之黄堂”，归葬九华山金鸡原并非“父命难违”，而是他自己生前的安排。
关于范仲淹墓
范仲淹的墓在何处？费孝通《洞庭纪游》云：范仲淹“生于苏州，又葬于苏州，是我的乡前辈。”不知先生所据史料为何？今苏州市天平山，只有范仲淹纪念馆和其高祖之墓，并无范仲淹墓。据《范文正公全集》记载，范仲淹“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即今河南省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这里才有范仲淹的家族墓地。墓地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与母亲秦国太夫人和长子范纯佑墓。中央有祭庙一所，殿中悬挂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殿外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其后代的墓。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范仲淹素称苏州吴县人，又死于徐州，为何选择河南伊川作家族墓地？对此，历来有多称说法。
一、北方情结。范仲淹是汉代清诏使范滂的后人，祖籍陕西彬县，其十代祖范履冰曾任武则天的宰相，便举家迁到长安，后来他的四代祖，任浙江丽水县丞，因战乱滞留南方，定居吴县。范仲淹曾在给哥哥的信中常说，“我本北人，北人淳厚”的话。由此看出他始终有一种深厚的北方情结。
二、洛阳情结。范仲淹生前曾几次向仁宗建议从开封迁都洛阳，他认为洛阳与开封相比，据险可守，更适合作为国都。虽然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对洛阳始终情有独钟。
三、赐葬之说。据说，万安山本来是宋仁宗看中的陵园，后来发现山前的河叫曲水河，不吉利，就赐给了范仲淹；另说皇帝的女儿嫁给了范仲淹的儿子，一天，公主哭着对父皇说，你把我嫁给范家，他家穷得连块墓地都没有，于是皇帝就把这块墓地赐给了范家。
四、与姚崇为邻。姚崇是唐代名相，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政绩斐然，史称名相。加之二人身世相似，都是幼年丧父，随母下堂，苦读成材，官居显要。今范仲淹墓园距姚崇墓仅米。
尽管范仲淹选择河南伊川作家族墓地存在诸多谜团，但范仲淹墓在河南伊川则是无庸置疑的。年范仲淹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10月10日配图发（个别图片来自网络，若有异议，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陈湘沅，笔名陈湘源，文博副研究馆员，岳阳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文史委员，湖南省戏剧家协会、考古学会会员，岳阳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岳阳市非遗专家库专家。年从艺，工生行兼三花。曾任岳阳巴陵戏剧团团长兼编导，创作、改编剧本40多个；导戏20多个；主笔撰写《湖南地方剧种志（三）巴陵戏志》。年从事文物工作后，出版个人专著《岳阳说古》《千古名城岳阳解谜》《深度解读岳阳名胜古迹》《岳阳历史文化论争集》《解读岳阳楼》等11部。参与主编《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千年名邑》等多部；参与编撰和审稿《湖湘文化大辞典》《湖南大辞典》《岳阳市志》等20多部；发表各类文章多篇，有多篇（部）作品获国家、省、市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