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王历史上地名的更改往复是常态很多人不理解好好的地名，历史上为什么频繁更改。自古以来，中国古今地名的更改一直饱受争议：“兰陵王”变成了“枣庄王”，“汝南袁绍”变成了“驻马店袁绍”，“常山赵子龙”变成了“石家庄赵子龙”。我们总是说越改越没有文化，但为什么中国喜欢改地名呢？改地名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情，古代皇帝经常因为政治需要更改地名。其中最著名的是王莽，他改地名主要是为了恢复周制。据统计，王莽在位期间改了八成的郡名和一半的县名，其中许多改变非常奇葩，比如把“无锡”改成“有锡”，把“曲逆”改成“顺平”，大概是图吉利。“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清理了带有“安”字的地名，如“宝安”改成“东莞”。古代讲究避讳，这也是更改地名的一个原因。秦朝设“竟陵县”，意思是“陵之竟也”，即山陵至此终止；后来康熙的墓名为“景陵”，所以雍正将“竟陵县”改名为“天门县”。宋太祖赵光义即位后，带有“光”和“义”的地名被改掉，比如“义兴”改成“宜兴”，“义宾”改为“宜宾”。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两种情况很少出现，但迷信色彩并没有完全消失。“不吉利”经常成为改地名的原因。年，江苏省宿迁市的“骆马湖”差一点要改名为“上马湖”，因为当地官员认为“骆马”与“落马”是谐音，对仕途不利。而徐州境内的“骆马湖”已经改名为“龙马湖”。徐州境内的“骆马湖”改成“龙马湖”，除了考虑到当地官员的仕途，还有吸引旅游的目的，他们认为“骆马”二字会使社会名流望而却步。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改名非常普遍，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张家界和香格里拉。张家界原名“大庸市”，年改名为“张家界市”，旅游业占全市GDP的十分之一；年，云南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这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虚构的名字，是无数游客心中的世外桃源。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消除殖民色彩，上海、天津、青岛这三个城市的路名基本上被彻底修改，比如上海的“贝当路”改成“衡山路”，“霞飞路”改成“淮海中路”，“爱多亚路”改成“延安东路”。基本上抹去了西方化的地名和路名，转而以中国的城市命名。地名是古代皇权意志的表现1、古代改地名，原因有很多。比如需要庆祝什么重大事件了，汉武帝当年就起过很多名字，比如甘肃的武威，以前这里属雍州。汉武帝派霍去病大败匈奴，就在这里设了武威郡，取武功军威之意。还有张掖，也是因为打了大胜仗，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2、重庆原叫巴，有一个巴国。秦朝灭了他之后，设立巴郡。到了隋朝的时候，改名叫渝州，嘉陵江古称渝江，这是根据嘉陵江来命名。也是现在重庆简称渝的原因。后面，又因为这里有人叛变，有人跟皇帝说，这个渝有变的意思，遂改名恭州。到宋朝，光宗先被封在这里，一个月后成为太子，双喜临门，所以把这里改叫重庆，这个名字就一直没变过了。3、还有北京也有叫北平的时候，这是民国时期，这里不是首都，叫个京名不符实，就改叫北平。汪精卫在这里搞伪政权，又叫北京，但不被正统承认，年后，又叫北平，再到新中国，这里自然就成了北京。4、南京，金陵之名战国时期就已有之，三国东吴时定都金陵，改名“建业”，足见孙坚、孙权一族之雄心壮志；南宋时改“建康”，建立一个“健健康康”的王朝、金朝别再打我们了之意；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占金陵（南京），改金陵为“应天”，响应天命，“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应天作为明洪武朝的京师存在；后大明亡；朱元璋12代孙朱由崧于南京建立南明，8个月后被清所灭，清朝将应天改名“江宁”，取江南一片安宁之意，祖宗哎，可别了再了造了反了。近现代地名更改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老百姓当家做主以来，中国已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第一次改名潮。取消了一批被认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之民，实无必要更改。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至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条街道胡同改了名。京城不是个案。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所以到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了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北京苏·联·大·使·馆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反修路”第四次改名潮。追逐经济利益，成功者少，很多成为了笑柄，-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现在改回古名是不是瞎折腾呢？不是，因为儒雅地名的恢复，是国家强盛的表现，但我不主张大范围的恢复古地名、不主张地级市及以上恢复古地名，我主张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但经济欠发达县级市尤其是镇级别的地区，根据历史事实和地方固有的文化特色恢复古地名。袁绍，驻马店人但，教训值得吸取，“能不改者尽量不改”。地名存在的首要价值，乃是为民众日常生活服务。政治需要、文化回归之类的东西，都要靠后站。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地名的更改都会产生巨大成本。年底“襄樊”更名为“襄阳”，即有学者预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民众要承受多少成本，则未考虑在内（此次更名实际产生了多少成本迄今并未公布）；石家庄市区划地名办则在9年对外界透漏，如果石家庄要改名字，“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这些成本，最终会回摊到民众头上。网络上很多人以恢复文化传承为由，支持修改地名，但往往忽略了这种巨大成本。况且，为恢复几百年前的传承，而抛弃近几十年的文化、情感沉淀，得失也未必能够算得那么清楚。所以美国地名委员会的立场是：仅仅为了纠正历史错误或者回归历史传统，并不构成更改地名的理由。简言之，能不改者就尽量不改。地名的更改，主要还是看当地的意愿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像南方富庶的市镇，有改名的意愿，又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应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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