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一位盗墓贼挖掘了一座魏国王墓，官府发现后将他逮捕，并从墓中找到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而后者讲述了西周时周穆王（周武王四世孙）西征的传奇经历。
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大约在公元前年，周穆王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一共用时日，平均一天行走64.5里。最终，周穆王穿过天山、登上昆仑，抵达“西王母之邦”，选择了一个吉日向西王母献上白圭玄璧和彩色丝带等。
《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前年）记载：“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现代学者根据史书记载推算，周代一里大约是米左右，接近如今一里米的距离。
因此，周穆王西行3.5万里，大约等于如今的1.45万公里，与中国到埃及的距离大致相等。
上世纪90年代，在古埃及第21王朝时期的女性木乃伊头上，西方学者发现了一块一块布，经过技术鉴定确认是丝绸，距今余年。
我们都知道，丝绸始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独有产品，年前古埃及出现中国丝绸，说明当时中西方就已有经贸文化联系。因此，这一发现石破天惊，将中西方交流史向前推到了公元前年。
正因如此，不少人相信周穆王西征的终点是古埃及，所谓“西王母之邦”是古埃及，西王母则是这位埃及女法老！
然而，别说余年前了，就说在今天的道路条件下，步行穿越亚洲大陆到达埃及，都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因此，说周穆王西行到达了古埃及，着实让人难以相信。但《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3.5万里，换算下来又的确等同于中国到埃及的距离，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近代以来日本学者提出一个颠覆性的新观点，推翻了这一结论。
日本学者古田武彦认为，《穆天子传》中的“里”，实际使用的是“短里”，即一里是76-77米。据此计算的话，“西王母之邦”大约在甘肃、新疆一带，最可能在敦煌附近。
古田武彦《中国古代里单位之史料批判》：“短里”即指一里等于76-77米的里单位。“短里”为中国周代采用作正式里单位。秦始皇废弃了“短里”而代之以“长里”。“长里”即指一里约等于米的里单位。汉代继承了秦的“长里”，曹魏废弃了“长里”，恢复了周的“短里”，西晋袭用了“短里”，东晋复用秦汉的“长里”。
古田武彦发现，中国史书上的很多里程记载自相矛盾，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禹）方五千里，至于荒服”，《秦始皇本记》中说“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周礼》中说“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实，受制于交通能力，周代之前帝王直管范围基本不会太大，恰如史书所说的“方千里”。因此，古田武彦认为“（禹）方五千里”采用的里程是“短里”，大约只有“长里”的五分之一，换算下来就是“（禹）方千里”。
以“短里”来解读周穆王西征，3.5万公里大约等于如今的公里。如今，西安到乌鲁木齐的高速距离为2公里，但考虑到周穆王不太可能直线西行，可能翻山越岭而绕了很多路程，因此他的终点很可能在甘肃敦煌（甘肃新疆交界处）一带。
从文献记载来看，周人起初生活在豳（bīn）地，大约如今甘肃庆阳、陕西彬县一带，在西北狄戎的威胁下，于是古公亶父迁周于岐，来到了土地肥沃的周原（宝鸡扶风县），后来定都镐京（西安长安区）。周朝时期，西面疆域到达了渭河上游，而渭河始于甘肃定西市，流经天水市，抵达宝鸡、咸阳、西安等地，因此周穆王时的西部国门不超过定西市。也就是说，从周朝疆域来看，周穆王以定西为起点、敦煌为终点的话，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大约深入敌境公里，以当时的行军能力来看，周穆王应该达到了极限。
基于此，古田武彦以“短里”来计算周穆王西征里程，认为西征终点大约在甘肃、新疆一带，的确更符合逻辑。
不过，尽管“短里说”更能解释周穆王西征，但无法解释史书记载的很多内容，比如：
《春秋》明确记载“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三百步的长度必然远超过了77米。古称一举足（一脚向前迈出后着地）的距离为跬，两举足的距离为步。《春秋》相传为孔子编著，与周穆王相距多年，中间“里长”有没有发生变化不清楚，但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想必对西周里长有过考证，因此周穆王时的“里长”应与“三百步一里”大致相同。
孟子从滕国出发到魏国大梁，梁惠王说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如今滕国（山东滕州）到魏国大梁（河南开封）相距里，以一里米计算则为里，以一里77米计算则为里，显然梁惠王说孟子“不远千里”应是在里的基础上略微夸张一些，而不可能在里的基础上打折到千里。
由此可见，周代的里长应在米上下，不应该是“短里”。
以“短里”解读周穆王西周，符合交通能力的逻辑但不太符合文献“里长”的记载；以“长里”解读周穆王西周，符合文献“里长”记载却不符合交通能力的逻辑........既然如此，周穆王西征3.5万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即战国人士编写《穆天子传》时，在周穆王西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演义，夸大了某些数字，导致周穆王行程惊人。
参考资料：《穆天子传》、《中国古代里单位之史料批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