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经》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研究先秦时代，更多的是将其看作一部史书更为贴切，这首诗记录了周民族的发展壮大的光荣史，就像“绵绵瓜瓞”，瓜蔓越长，其硕果也就越大，最后终结出周文王这个“硕果”，终带领周部族走向强大。
周文王画像一首诗，一部周部族的颠沛流离史
周部族的奠基者，古公亶父时期。虞夏之时，部落首领后稷（原名弃）去世，其子不窋（读kū）继任部落首领，同时还继承了父亲在夏朝的农官职位，在其晚年之时，夏朝政治势力更迭，夏启废除了禅让制，众多部落有了“离心”的趋势，夏太康时期，有穷氏首领后羿乘太康外出狩猎，夏都空虚之际一举推翻夏太康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
数十年后，太康侄孙少康打着先祖大禹的旗号，召集夏朝旧臣伯靡等人，又取得了当时最有势力的有虞氏部族的支持，一举攻克旧都，夺回王位，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以“中兴”二字命名的时代“少康中兴”，而后稷部落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驱赶出其原有的势力范围。
少康中兴后稷部落在老族长不窋的带领下艰难迁徙，直到遇到西方游牧民族戎狄的时候才停了下来，逐渐放弃了自己部族最为拿手的农业技术，转而从事畜牧业，就这样安定了几十年。不窋的孙子公刘继位以后，后稷部落才迎来一个兴旺发达的时代。他们重新开始重视农业，开始平田整地，开始兴修水利，甚至渡过渭河，采伐南山木料修建居所，《史记》对此有着详细记载。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脩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周道之兴自此始！
公刘的儿子又把部族迁徙到豳（bīn）地，即现在陕西彬县，后稷部族开始渐渐地兴盛起来。随着他们农耕生活的兴盛，狄戎的侵扰自然不可避免而来，大好的局面又开始逆转，后稷部族又开始沉寂衰落下去。若干年后，一位部族的圣人耀世而生，他就是古公亶（dǎn）父，他继承了部落首领之职后，便决心恢复后稷部落往日荣光。
戎狄人的势力范围戎狄人依旧对他们侵扰不已，古公亶父先是与他们虚与委蛇，对方要财物给财物，要人口给人口，要土地给土地，这样的做法激怒了部落成员们，然而古公亶父依然一味退让，并不打算与戎狄开战，他是这样说的。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此话说的虽然风格高尚，但其实最主要还是后稷部族实力不济，不足以与敌人开战，于是古公亶父为了保存部族的实力，便带着部分族人渡过漆水、沮水，翻越了梁山，到了现在陕西岐山县一带，这个地方虽位置偏高，但恰恰有一片适合耕种的地带，是为“周原”，部落在此安居之后，后来便被称为“周人”。
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后稷部族再次焕发了生机，不服从戎狄统治的百姓纷纷投奔而来，周边的部落与居民，听闻古公亶父有仁德，也纷纷前来投奔，这样，周部族已经逐渐成型。
周部族的圣人，文王时期。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叫泰伯，老二叫虞仲，小儿子叫季历。季历的母亲叫太姜，是姜姓诸侯国之名门之女，他又娶妻太任，太任给季历生有一子，取名为昌，因为后稷后代皆姓姬，所以叫姬昌，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圣人周文王。
周部族的宗法观念向来比较强，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季历的儿子出生后却成了例外，据说姬昌出生时，一只红色的雀鸟叼着丹书落在门前，丹书上写有神谕，上云：
“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此段“神谕”估计乃后人杜撰为之，但是却点明了执政的真理。古公亶父见这个孙子如此特别，就动了传位的念头，遂不由得赞叹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他大儿子太伯和虞仲听到此语，想着古公亶父将要将族长之位传给姬昌，于是为了不给父亲出难题，兄弟二人连夜便逃往南方，以便父亲把部落首领之位传到姬昌手中，这就是周族著名的“兄弟让位”的传说。话说两兄弟跑到南方的水乡泽国，再也不想跑了，于是顺应了当地的习惯，剪掉了头发，身上刺上了鱼龙的纹样，变成了南方的“蛮族”，过了没多久，二人居然在此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吴国。
兄弟让国二人走后不久，古公亶父便去世，王位传给了老三季历，也就是史书中的公季，史书对其记述比较少，仅仅在《史记》中有些许记录，只说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但从其他史料综合来看，在公季的时代，周部族已经成为西方的强国，不断开疆拓土，甚至打的戎狄人被迫北迁，所以逐渐引起了商王朝的忌惮。大约在商王文丁或者帝乙时代，商王封公季为“牧师”，管理西方各诸侯国。
就在这个时期，公季前去商王朝受封，结果被商王下令杀死，姬昌也被囚禁，过了一段时期，商王看到周部族并无异动，遂将姬昌放了回去做“西伯”，就这样姬昌带着仇恨离开朝歌。杀父之仇就这样深埋在姬昌的心底，毕竟他目前实力不足，威信不够，不足以与商王朝公开翻脸，只能继续先积蓄力量，走“行善积德，争取民心”的路线，史书记载其：“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姬昌在蛰伏之中，以待将来一飞冲天。
公季扩土“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的礼让文化
这句诗中包含了一个典故，那就是著名的“虞芮让畔”，事情是这样的。
在河东虞芮两个古国之间，有一块适合耕种的良田，这两个国家为争这块地争斗了许多年，两国国君在找商王说理后无果，听说西伯姬昌仁德善断，遂一同渡过黄河去找姬昌评理。
进入周境以后，二人发现周国人的精神面貌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在耕种的时候会给他人田地之间让出分界线，这就是所谓的“让畔”，他们边走边想，如果人人都做到这一点，谁还会为争地而发生争执呢？
走在周国的路上，他们发现新的现象，行人们喜欢互相让路，尤其遇到比较狭窄的地方，互相谦让没人抢道，当他们走到周国都城时，谦让几乎成为周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甚至在当官时都要互相谦让一番，整个国家充满着一种自律的秩序。
二人面面相觑开始交流起来，“我们这些事还用麻烦西伯吗？咱们连人家老百姓都不如啊！”于是二人决定回家，以“让畔”的方式来解决两国间有争端的地，争地纠纷圆满解决。
虞芮让畔雕像过了没多久，周国君臣得知此事后喜出望外，这又是为何呢？
周国从古公亶父、公季到西伯姬昌，一直为周部族的发展而努力，尤其到了姬昌时期，与商王朝有着杀父之恨，驱使着他不断壮大自己，想着有朝一日取商而代之。所以虽然他平时施仁政，行善积德，虽不能说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但绝对有收买人心的意味在其中。恰好如今远在黄河东岸的虞芮二国远道而来请求周国主持公道，这不证明周国的仁德之名已经远播了吗？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其实是“国际威信”的空前提高。
更离奇的是，两国的争端西伯没有出面，甚至都没有惊动周国官吏，仅凭周国的文明盛况就将二人感化，这不是一种奇迹吗？于是周人将这个事件隆重地写入自己的诗歌里面：“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意思是说两国争地纠纷的解决，完全是因为周王的盛德感化了他们。
“虞芮让畔”事件发生后不久，西方各诸侯国都听闻此事，都感慨的说：“西伯盖受命之君”，承认姬昌获得了天命，于是四十几个诸侯国归服了周国，共尊西伯姬昌为“文王”，文王时代来临！
且不说周文王政治上的谋划，我们通过这件事情看到一个文化现象：“让”！早在舜耕历山时就有人“让畔”，尧舜禹禅让帝位，也是一个“让”，太伯虞仲让位季历也是一个“让”，伯夷叔齐互相让国，也是一个“让”，虞芮二君“让畔”，仍然是一个“让”，可见礼让文化在古时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承，更是一种习俗，正是这样的文明，才会将周国打造得更为强大，也才有机会终取商王朝而代之。
结语
一篇古诗，一段文化，一段历史，《诗经·大雅·绵》道尽了周王朝颠沛流离的发展史，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上古时期延续下来的“礼让”文化，可见从古至今，“让”既是一种“礼”，更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优质品德，只有遵从这种美德，“绵绵瓜瓞”才会结出累累硕果。
参考资料：《史记》、《诗经》、《国语》、《逸周书》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