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石窟的类型
1.僧房窟
僧房窟是供僧尼生活起居之用的洞窟，性质同于寺院中的僧房。僧房梵文音译为毗可罗，过去也将僧房窟称为毗可罗窟。其典型实例在龟兹石窟群中较为常见。如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僧房窟遗存数量较多，有80多个，约为全部洞窟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僧房窟在龟兹石窟中所占比重很大，这表明它在龟兹僧人宗教活动和生活中，曾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龟兹地区的僧房窟，典型的形制是：进入僧房窟居室的甬道，多安排在居室旁侧;居室前壁开凿有方形或长方形的明窗;在居室窟门旁凿出壁炉式灶坑;在居室窟门的对面，多凿出低矮的禅床;在甬道尽端，有的还另凿出小室，供存放物品之用;居室顶部多为横券式。僧房窟壁面不画壁画，墙面仅作粉刷或装饰简单的彩色线条。从僧房窟的相关遗迹可以判断，僧房窟的甬道门、居室门和明窗部位，原来曾装有可以开启的木门或木窗。并通过门窗采光和通风。在僧房窟中，灶坑中有红褐色的烧土，僧房窟壁面存在多次粉刷的痕迹。这些迹象说明，僧房窟确实是僧人们居住的处所。另据调查，克孜尔石窟的若干僧房窟，在其中、晚期阶段，被相继改造为中心柱窟或方形佛殿窟。这一现象表明，当时这些洞窟的原有功能大为削弱而被废弃。这种变化意味当时僧尼的宗教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对僧房窟的依赖和需求急剧降低。在若干僧房窟的废弃的同时，礼拜窟的需求数量增加，因而利用旧僧房窟改造为礼拜窟，实是为了减少开凿新洞窟的工程量，颇有废物利用之意。此外在吐鲁番地区的雅尔湖石窟、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地，也发现僧人居住的僧房窟，它们在僧房窟的形制方面，有诸多自身特点。大多有火炕、灶坑和排放烟气的烟道。
2.禅窟
禅窟是供僧尼进行禅修的洞窟，性质与寺院的禅房相同。可以判定为禅窟的遗迹，有单体禅窟和组合禅窟两种。禅窟遗迹主要见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拜城、库车一带的龟兹石窟;吐鲁番地区的石窟;敦煌、酒泉等甘肃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地。组合禅窟，据目前所知，其分布地点最东不超过甘肃河西地区。组合禅窟，是指一座洞窟中，开凿多个小的禅室。少者四个，多的小禅室在十个以上。这类组合禅窟，似是僧人集体坐禅的场所。最为复杂的组合禅窟实例，见于新疆库车苏巴什寺院遗址。该窟前临库车河，窟前有前室，主室呈十字形，窟顶为券形。小禅室分列于主室两侧。此类组合禅窟，还见于吐鲁番附近的吐峪沟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莫高窟窟、窟和窟，窟内皆附有四个或八个小禅室。除窟原是禅窟，后被改造为礼拜窟。窟和窟均是将小禅室附于礼拜窟内，洞窟平面变为方形，窟顶为覆斗顶或平顶，具有更多礼拜窟的特征。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发掘中，发现一批禅窟。其中有单体禅窟，也有组合禅窟，窟顶有多种式样。文殊山石窟的组合禅窟，位于后山区古佛洞附近，与礼拜窟毗邻。洞窟主室呈长条形，小禅室左右对称，形制上更接近龟兹地区的组合禅窟。单体禅窟，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实例皆空间较小，实为一圆拱形大龛。而敦煌莫高窟北区、须弥山石窟的单体禅窟，多作平面方形的小室，正壁前有一低台，建筑空间稍大，但也仅能容纳一人而已。且窟内均无壁画或其他装饰。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中，还发现有的禅窟，被改为瘗窟。或许是僧人生前坐禅的禅窟，在其死后即将其坐禅的洞窟改作为瘗埋其骨灰或尸骨的瘗窟。
3.影窟
影窟是用于纪念僧尼和世俗信徒的洞窟，此类洞窟的性质与寺院中的影堂相似，类似于现在的纪念堂。根据调查，敦煌莫高窟此类影窟规模均不太大。一般多将影窟置于某一大窟主窟甬道的左侧，其与主窟的相对位置关系，似较为固定。一般影窟内放置被纪念者的影像，有的还绘制一些与其生活有关的壁画，或放置其他纪念性物品。典型实例是莫高窟17窟(藏经洞)，该窟正壁前低坛上放置洪英(巩言)的彩塑像，正壁上画有枝繁叶茂的树木，树上悬挂挎包和净瓶，两侧各一执扇的女信徒侍奉左右。侧壁龛内嵌有他的告身碑。此类洞窟还见于须弥山石窟。与影堂、影窟性质相近的影塔，此类塔多在塔身部分开龛，龛内置放被纪念者的影像。影塔多建于寺院内。此外还有刻于摩崖的浮雕影塔，其著名者是河南安阳的宝山石窟。在影塔龛中刻有僧尼影像，在影塔旁侧多附刻榜题铭文。从铭文中可知，影塔又称灰身塔或烧身塔。
4.瘗窟
瘗窟是埋僧尼和世俗信徒骨灰及尸骨的窟龛。其著名者有麦积山石窟西魏乙弗氏皇后的瘗窟。一般认为麦积山第43窟即是西魏废后乙弗氏的瘗窟。该窟前有崖阁，后室为长方形(录皿)顶。洞窟较为低矮，适于置放棺椁。龙门石窟发现惠灯洞与灵觉洞，均是瘗埋女尼的瘗窟。洞窟附刻有长篇铭文，说明死者的生平和入葬年月。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中发现一批瘗窟，其中包括世俗信徒的瘗窟(窟中放置随葬品)。这表明佛教信仰已经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传统丧葬观念和习俗。在须弥山石窟等地，调查中也发现有瘗窟的遗存。据调查，龙门石窟也有一批瘗窟。
5.仓储窟
此类洞窟专门用于僧尼存储粮食、生活用品和用水等物。如龟兹石窟中的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均发现存在洞窟中存储粮食的仓柜;在须弥山石窟发现专门开凿的水窖窟，将洞窟窟前的排水沟与引水沟槽相连接，使所排雨水进入水窖存储起来，以备生活时取用。仓储窟一般应于僧房窟临近，便于生活取用。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确实有一部分僧尼是生活在石窟中的僧房窟内。
6.讲堂窟
仅见的几例，皆存于龟兹石窟。此类洞窟，平面多作方形，空间巨大。共有的特征是：
在洞窟的三壁或四壁下部，凿出低台供人居坐;有的还在窟内一隅加凿灶坑;窟门开在洞窟的一侧或两侧;每一窟群一般仅有一个此类洞窟。如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均有此类大窟遗存。洞窟的使用功能，有可能是专门用来讲经布道的。
7.礼拜窟
此类洞窟是石窟的主体窟形，是僧尼和世俗信徒进行供养和礼拜活动的场所。礼拜窟中，塑、刻佛教造像，或绘制壁画，存有丰富的佛教艺术作品，为佛教艺术史研究者和佛教考古学者所 二、礼拜窟的形制特征
在中国各地区的佛教石窟中，礼拜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然而各地区的佛教石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每一处石窟的开凿和发展，大多相对集中于某一历史阶段，或几个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时期连续凿建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敦煌石窟的遗存，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实例。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前后绵延一千余年。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石窟遗迹，均有实例保存下来。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西北地区佛教石窟发展、演变的难得的实物标本。在某种意义上说，莫高窟可以说是中国石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以敦煌莫高窟为窟例，来说明礼拜窟石窟空间的形式和特点，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莫高窟的洞窟类型，已发现的有僧房窟、禅窟、仓储窟、影窟、瘗窟和礼拜窟。其中礼拜窟集中于南区，僧房窟、禅窟、仓储窟和瘗窟大多分布于北区。
石窟的雕塑(彩塑)和壁画(浮雕)，集中于礼拜窟中。而礼拜窟的空间形式亦具有多种不同的式样。
1.中心柱窟(塔庙窟、塔柱窟)
其祖型应是印度的支提窟。学界根据其洞窟的形制特点，通常称其为中心柱窟，或塔柱窟、塔庙窟。印度的支提窟，窟中凿建一座佛塔是其主要特征。这种支提窟传到中国各地之后，其形制在不同地域产生了不同的特点，随之中心柱窟的形制也出现了许多地域特色。如龟兹石窟中的中心柱窟，其塔柱的形式，既非塔形亦非柱形。既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也与中原地区的中心柱窟样式不同。主室窟顶多作纵券形;环绕柱体的甬道均较低矮，顶部多为券形;有的中心柱窟后甬道增高变为后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而敦煌及中原地区的中心柱窟，已将窟中的佛塔演化成方形的楼阁式，塔顶与窟顶连接，并变化为方形的柱体，柱体四面开龛，龛内安置佛教造像。中心柱窟空间形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柱体上的龛形式样和洞窟窟顶的式样和细部装饰上。现以莫高窟为例，分述其主要特征。
(1)北朝前期(北魏)
敦煌石窟的中心柱窟，中心塔柱正面开一龛，其余三面多开凿上下两列龛。除圆拱龛之外，还有阙形龛。后种龛形无疑是模拟中国传统建筑阙的形式，完全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龛式样。而阙形龛据目前所知，仅见于甘肃河西石窟，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屋形龛则是见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地，亦较流行的龛形，是另一种中国本土的佛龛式样;东部地区龙门石窟流行的帐形龛，在敦煌石窟中却不见一例。但在天水麦积山石窟和固原须弥山石窟均是习见的龛形，但出现的时间稍晚。敦煌石窟中心柱窟主室的顶部，多做前、后两面坡式样，即俗称的“人字披”。两面坡的斜面上，浮塑出半圆形的椽子，以表现其空间是两面坡形的木构建筑。屋檐下方有的还塑出挑檐枋，并有木制斗拱承托。凡此种种细部特征，皆是力图表现“人字披”这种形式，完全是对木构建筑形式的模仿。此种人字披形式的窟顶，以敦煌最为流行。
(2)北朝后期(西魏、北周)
敦煌石窟的中心柱窟，中心塔柱正面开一龛，其余三面也多改作一列龛，即中心柱每面各开凿一龛。此类形式成为北朝后期中心柱窟的典型式样。除敦煌外，还见于须弥山石窟，其第51号窟，洞窟高达10米以上，是目前所知北朝晚期最大的中心柱窟的唯一实例。东部地区的中心柱窟，则将后甬道变成隧道形式，并取消后壁的小龛。其典型实例见于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
(3)隋代、唐前期，中心柱窟的主流位置被佛殿窟所替代，逐渐趋于消失。不过在隋代敦煌出现了在中心柱上部呈倒须弥山形的柱体，形制特殊为别处所不见。须弥山石窟，唐前期还存在大型中心柱窟(窟)，已是罕见的实例。此后典型的中心柱窟，似乎在中国石窟中逐渐消失。
2.佛殿窟(方形窟)
此类洞窟，平面多作方形，故研究者将其称为方形窟。因其使用功能与寺院佛殿相似，也被称为佛殿窟。这是中国石窟中最具典型性的窟型，遍布各地石窟，其流行使用的时间也最长。在龟兹石窟中，佛殿窟数量仅次于中心柱窟。洞窟平面一般为方形，或横长方形。窟中的塑像均已损毁，洞窟形制的差异和变化，主要表现在窟顶上。其式样有：券形(纵券和横券)，穹隆形，斗四套斗形，盏形等。就敦煌石窟而言，佛殿窟可以说是自始至终一直在使用的一类典型洞窟。因此其空间形态和建筑式样上，出现了许多变化。
在北魏末，出现了平面方形、正壁开一大龛、覆斗顶形式的佛殿窟。此种窟形，成为方形佛殿窟的典型式样。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佛龛的形制上。
北朝时期，由于佛龛容纳的佛像较少，故而佛龛进深较浅，多使用圆拱形龛，佛龛的龛底距地面较近，龛形高大。故而龛内佛像突出醒目。
隋代佛龛龛口渐趋方圆，并出现双层龛口大龛(龛平面作凸字形)，佛龛龛底与地面距离升高。由于出现双层龛口，龛内可以容纳更多的佛像。这种佛龛的出现，与佛像组合的扩大密切相关。
唐前期(初唐、盛唐)，佛龛多为敞口龛，佛龛顶部上口上仰，两侧龛口外敞。这种式样，便于展示龛内塑像。
唐后期(中唐、晚唐)，佛龛形制规整，平面多为横长方形，龛顶作(录皿)形顶。龛内安置倒凹字形佛坛，佛像皆安放在佛坛上。此后龛形变化不大。
平面方形覆斗顶的佛殿窟，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一种窟形。其空间式样，意在模仿世俗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帷帐。这与墓葬中的方形覆斗顶墓室的形制极为相似。墓室的形制是模拟死者生前生活的环境。方形覆斗顶墓室的形制，在空间形式上与帷帐极为近似。有的墓室中，还安放金属的帐架(敦煌地区墓室中还发现了丝绸帷帐)。两者的意念是一致的，均为将墓室和洞窟的空间营造成帷帐的形式。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将方形、覆斗顶窟称为帐形窟。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有如下几点：敦煌莫高窟窟，窟顶画出帷帐纹饰以及四角垂悬的流苏，表现帷帐的意图十分明显;东部地区北魏末出现的帐形龛，模仿帷帐的形式十分逼真;须弥山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覆斗顶和四角攒尖顶窟，多雕出仿木帐架，并用帷帐纹装饰;敦煌唐代后期出现的(录皿)顶大龛，敦煌文献中即称为“帐”，龛口称为“帐门”，可见古人即视此类龛为帷帐。
3.佛坛窟
佛坛窟是佛殿窟的变异形式。
在窟中安置方形或长方形佛坛，造像集中布置在佛坛上。窟中出现佛坛，在北朝时期即有窟例，如莫高窟窟和窟内，窟中后部地面上凿有方形的佛坛。坛上造像情况不明。龟兹石窟的克孜尔石窟，佛坛窟流行年代似乎较晚，佛坛上的塑像多已不存。莫高窟典型的佛坛窟，流行于唐后期以后。敦煌的佛坛窟，在佛坛后部增设一座通联窟顶与佛坛的背屏，起了分割洞窟空间的作用。此种背屏与寺院佛殿中的扇面墙的作用相似。此类佛坛窟，还见于唐宋时期的四川广元石窟、河南龙门石窟、陕西延安地区石窟等地。
4.大像窟
大像窟是指窟内雕凿或塑造高大佛像的佛殿窟。
敦煌莫高窟的大像窟，出现的年代较晚。莫高窟像高33米的南大像(96窟)，是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北大像高26米(窟)，始凿于唐开元间。大像窟窟前多附设多层木构楼阁，莫高窟的大像窟窟前木构建筑，历史上经过多次改建。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唐代大像窟其主像皆是倚坐像的弥勒大佛，且开凿盛极一时，这似乎与武则天称帝利用佛教而大造舆论有着某种联系。大像窟在东部地区，大约出现在北朝晚期，其例如山西太原童子寺的大佛，是依山凿建的。而在新疆地区如龟兹石窟中，大像窟出现年代更早，数量也多，遍布龟兹各石窟群。龟兹石窟中大像由于是泥塑，均已毁损无存。但从其主室中正壁上残存的固定塑像的木桩圆孔遗迹，仍可想见大像的宏伟与壮观。龟兹大像窟的典型窟形是：洞窟主室高大，其高度以能容纳大像为限。主室顶为纵券形，正壁前下部，大多存有半圆形像台，像台上残存有立像双脚的痕迹。主室正壁两侧下隅，凿有低矮的甬道，可以进入后甬道或后室。具有后室的大像窟，在后室中多有涅槃像。根据大像窟的种种迹象和相关的c“年代测定的数据判断，龟兹石窟中的部分大像窟的年代较早。宿白先生推测，大像窟有可能最早出现在龟兹地区，然后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影响到其他地区。这一颇有兴味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5.涅槃窟
这是专为安置涅粲像而开凿的洞窟，是佛殿窟的变异形式。
洞窟平面为横长方形，窟顶有顶、梯形顶、横券顶等不同式样。涅槃像安置在正面壁的涅槃台上。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涅槃题材的造像，虽然在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大多不是主像。敦煌莫高窟唐代以后始出现专门供养涅槃像的洞窟，其著名者是第窟和第窟，涅槃像长达10米以上。龟兹石窟中，涅槃像出现年代较早。龟兹大像窟中，有的洞窟有高大的后室，后室内多有大的涅槃像。中原地区涅槃窟的出现是否有龟兹石窟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礼拜窟的形制与造像配置
礼拜窟中佛教造像的配置，受到洞窟形制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类型、不同形制的礼拜窟，其造像的布局情况亦不相同。
中心柱窟的造像，主要造像安置在中心柱四壁的龛中。此外在侧壁也开龛安置佛像。方形佛殿窟的造像，置放在正壁或侧壁龛中。正壁一龛窟，是最为流行的模式。在北朝和隋代，三壁三龛窟的布局，亦较为流行。
在佛坛窟中，造像集中置放在佛坛上。四壁一般不再开龛造像。
在大像窟和涅粲窟中，大像或涅槃像形象巨大，占据洞窟中最显著的位置。
洞窟中的造像，是佛教信徒礼拜的主要对象。从造像题材和组合来看，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敦煌莫高窟的情况是：最早的洞窟主像为单身像，尚未出现胁侍像。从单身像开始，造像组合内涵逐渐扩大，造像数量渐增。其发展的轨迹为：单体造像→一佛、二菩萨→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天王(二力士)。出现七身一铺或九身一铺的造像之后，石窟的造像，即形成较为完整的组合。这种复杂的组合形式，在敦煌莫高窟大约在隋代以后出现。
四、洞窟的附属设施
我们讨论洞窟形制时，通常是以洞窟现存状态为依据的。但是保存至今的石窟遗迹，由于人为和自然原因的毁损，许多洞窟已经失去原有的面貌，或部分改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存的石窟状况为据，认为洞窟原来就是现有这个样子。事实上许多洞窟的现存遗迹，仅仅是原有洞窟的一部分。我们要恢复洞窟的原有面貌，必须从现存遗迹中尽可能地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迹象。以便使我们能够对洞窟的历史面貌及变迁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洞窟的附属设施，是洞窟的原有结构组成部分之一，大多安排在洞窟之外的崖壁上或地面上。故而易于因自然的风沙、火灾、水灾、地震等外力的破坏而毁损，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则尚有遗迹可寻。石窟附属设施的遗迹，在文物保护中最容易被忽略，极容易被人为地破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根据考古发掘和调查的相关资料，目前所知的石窟的附属设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窟前建筑
所谓窟前建筑，是指附属于洞窟的木构建筑的实物或遗迹。主要的窟前建筑有殿堂和窟檐两大类。洞窟的殿堂建筑，均附加于石窟的下层洞窟前;而窟檐建筑则多见于凌空开凿的高层洞窟前。
洞窟殿堂建筑的实例很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敦煌莫高窟进行洞窟加固时，曾进行大规模的窟前考古发掘清理工作。在下层洞窟前发现一批砖结构的殿堂遗迹，详细资料已全部刊布在《敦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一书中。殿堂遗址，座落在包砖的台基上。台基前有踏步，殿堂外环有回廊。从殿堂内存有壁画和塑像残迹的情况判断，殿堂内壁面上原来应绘有壁画。这些殿堂建筑与后部洞窟，形成前殿后窟的格局。在形制上和具有主室、前室的洞窟是完全相同的。敦煌莫高窟的窟前殿堂建筑，主要是五代、宋和西夏时期的遗存。
大同云冈石窟，大型的下层洞窟前也曾附加窟前建筑。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调查云冈时，曾清理出部分窟前建筑。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曾先后清理出多处窟前建筑遗址。其中有北魏时期的遗存，也有辽代重修的殿堂遗址。
有的石窟，则是在后代重修时增加了窟前殿堂建筑。如固原须弥山石窟圆光寺区洞窟，可能是明代重妆洞窟壁画时，在窟前增加了窟前殿堂建筑。
如果窟前殿堂建筑与后部洞窟是同时建造的，在建筑空间上两者又构成统一的整体。这样窟前殿堂部分，就成为该洞窟形制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在研究该洞窟的形制时，就不能不注意殿堂建筑(或遗址)。
另一类常见的窟前建筑是窟檐。在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多座宋代木构窟檐建筑的实例。邯郸响堂山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均保存了多座北朝时期的仿木构的石雕窟檐建筑。窟檐建筑成为洞窟形制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2.其他附属建筑设施
在石窟群中，洞窟前面或附近，还附加有其他类型的附属设施。最常见的是通道和排水设施，个别濒临河水的石窟，往往会有防洪设施——堤坝。
(1)通道，石窟的通道主要有木构栈道和石质梯道两类。
凡是具有多层洞窟的石窟群，同层洞窟和上下层洞窟之间的通连，多是通过木构栈道或石质梯道来解决。许多木构栈道毁损无存，但栈道的樑孔等遗迹都保存在山体崖面上，它们是了解和复原古代石窟栈道的重要依据。敦煌莫高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配合加固工程进行窟前遗址考古发掘的同时，曾对工程范围内的崖面栈道等建筑遗迹，做了考古测绘和记录工作，积累了完整的科学资料。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资料尚未刊布发表，学术界无法了解和利用它们作进一步研究。我们并期待它们早日发表问世。
天水麦积山石窟，崖面上洞窟层层重叠。洞窟之间必须由栈道连通，因而栈道棵孔等遗迹，密密麻麻布满崖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麦积山进行加固维护时，采用铆杆加固技术，同时对崖体喷涂水泥，将众多栈道和窟檐建筑遗迹覆盖。致使有关栈道和窟檐的分布、形制和相关数据等历史信息丧失殆尽，殊为可惜。这是文物保护工程之前，未作考古测绘、记录工作的恶果。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石窟的保护加固工程中也有程度不同的反应。如果在加固工程方案论证时，听取一下石窟研究人员的意见，这种保护性的破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石质梯道多用于洞窟距离较近的上下层之间，明显的实例是南响堂石窟。在拆除第一窟和第二窟晚期建造的砖结构的设施后，发现在第一窟和第二窟之间的岩石隔断壁面上，凿有通向上层洞窟的石质梯道，其两侧保留有插置木栏杆的凹孔。在须弥山石窟圆光寺区的上下层洞窟之间，也存有梯道的残迹。上述迹象表明，石窟在有时也采用石质梯道解决洞窟的通联问题。
(2)排水设施——防止雨水进入洞窟，是多雨地区在凿建洞窟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有的洞窟本身有渗水问题，也需要将渗水排出洞外。
最为常见的排水设施，是在洞窟窟门(或窟檐)上方加凿人字形排水沟，将雨水通过排水沟引至其他地方。排水沟的规模与洞窟规模成正比，洞窟越大，排水沟也相应增大。龙门奉先寺的大像龛的上方与两侧，凿有巨大的排水沟渠，堪称中国石窟之最。广元皇泽寺、固原须弥山等石窟，都可以见到清晰的排水沟遗迹。在须弥山石窟，在考虑排水的同时，还特意将水通过若干小的沟槽，引入洞内储水窖内存储。对于缺水的须弥山来说，如此处理真是一举两得。
石窟渗水，是石窟保护中一大难题。古代匠师处理的方法是将水排出洞外。陕西彬县大佛寺在保护工程中，清理窟内地面时，发现在大像的后部建有排水沟。显然是为了解决洞窟渗水问题，专门凿建的。大足宝顶圆觉洞的渗水，工匠将排水沟槽与壁面雕刻巧妙地结起来，增加了雕刻的独特情趣。
(3)防水设施，多建于濒临河水的石窟。
河水的河道游弋不定，有时也会改道。莫高窟窟前的大泉(古称宕泉)，平时是涓涓细流，到夏季洪水期，河水突然暴涨，流量猛增。目前大泉河道已远离窟区，但历史上河水曾将大量沙石带入洞窟，导致洞窟废弃。我们在清理第窟时发现，洞窟堆积沙石高近两米，有明显的水渍。洞窟壁画因水浸泡而脱落。北区崖面下部，河水冲刷的痕迹异常明显。古时的大泉河道，可能距莫高窟窟区较近，因而才会出现“波映重阁”的壮观景象。但莫高窟有无防水的堤坝?情况不明。而大同云冈石窟前，曾筑有防水的堤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云冈石窟进行窟前清理发掘时，除发现中部窟区洞窟前存在窟前建筑外，还在建筑遗址前发现一条东西向的石材砌造的大坝，绵延数十米(实际长度当远不止此数)。这一大坝，显然是用于防水的专用设施。因此可以认为，云冈石窟前的武州川水当时是临近石窟的，因而防水堤坝是必不可少的建筑设施。
此文转自“中国石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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