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战胜蚩尤和炎帝后，得到中原群雄的拥戴，取代炎帝成为新的中原部落联盟集团盟主。但天下仍有不服者，并时有骚乱，黄帝于是采取稳扎稳打、各个击破的策略，前往征讨。
黄帝率部劈山开道，遇水搭桥，从来未能在哪个地方一直安宁地住下去。往东到达东海，登上了位居山东半岛的丸山和泰山；往西抵达地处甘肃平凉一带的崆峒地区，登上了鸡头山；往南穿越长江，登上了湖北神农架左近的熊山和湘山；往北登上了河北涿鹿的釜山，并在此与诸侯合验了调兵遣将的符契，然后在涿鹿山脚下建起了都邑。黄帝四处迁徙，带兵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设置军营以自卫。
黄帝战胜蚩尤、炎帝，一统“天下”，反映在考古学上正是公元前年左右西阴文化的崛起。
仰韶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是分属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和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和菊花；两种动物图案：鱼和鸟。其中生命力最强、最为活跃的是以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为标志的西阴文化（亦称庙底沟文化，大致时间在公元前～前年）。菊花、玫瑰花的完整图案是花、蕾、叶俱全的“一枝花”。
西阴“一枝花”彩陶这“一枝花”彩陶，就像一面旗帜，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这一西阴文化核心地区向周围强力辐射，使得整个黄河中上游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都打上了西阴文化的烙印，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一范围西至甘肃、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东至河南东部，北过河套地区，南达江汉平原。
不仅如此，其影响还通过这些地区波及更遥远的地方：东北，抵达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东面到达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山东和江苏北部；向南跨越天堑长江，深入长江以南中游区域。
西阴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影响是通过渭河进入黄河，沿汾水过山西全境，至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到达冀西北，然后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了一个“Y”字形的文化带——这个“Y”字形的文化带，用苏秉琦先生的话说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
向东，西阴文化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与其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日常生活器物中——具有西阴文化特征的彩陶，诸如鼎、豆、壶、杯等大都作为死者的随葬品出现在了大汶口文化大墓中，甚至在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精神信仰的载体中也能看到她的影子——某些墓葬在内部结构及装饰工艺上也同西阴文化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暗示西阴文化社会和大汶口文化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交流。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向南，以西阴文化彩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长江下游两岸的青莲岗—大汶口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
这些考古发现与《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东征西讨足迹的记载，几可无缝对接。
西阴文化急剧扩张的年代，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开始形成的时期，张光直先生把以西阴文化为主的仰韶时代文化及其同周围相关联的诸考古学文化，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他同时又使用了“最初的中国”来指代这一时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到了约公元前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
学者们根据西阴文化对不同地区影响的情况，把晋南、豫西和关中划为“核心区”；把“核心区”之外西阴文化的分布区划为“主体区”，又把“主体区”之外明显受到西阴文化影响的更外围地区划为“边缘区”。西阴文化的强力扩张，不仅使黄河中上游地区形成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更使得包括边缘区在内的广大东部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
尽管在西阴文化时期，以晋南、豫西和关中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在技术、文化，尤其是在政治等方面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周边一些文化，诸如辽河西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淮河流域的凌家滩文化等反而分别在制陶、琢玉和宗教建筑等方面更为领先，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西阴文化的这次强势扩张确立了其在族群语言和心理上的基本底色。
这个以对玫瑰花瓣纹彩陶认知、接受为标识的文化共同体实际上是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文化整合，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基本格局。
汉族又称华族。“华”和“花”同源、同音、同义，繁体字华的写法是“華”，这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树鲜花赫赫光华的写照。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上铭文的“华”字，就正如草木开花的样子。传说中的华夏族始祖是伏羲氏和女娲氏，他们均孕育自更早时期的华胥氏部落。
“华”体现的意思有三：其一，赞叹女人像鲜花一样美丽，寓含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崇拜；其二，赞叹女人的生育像“花落蒂存，蒂落成果”一样，具有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生殖繁衍力量，寓含着生殖崇拜；其三，有祭祀神祖的意思，寓含着祖先崇拜和天地崇拜。
“华”和“垂”也是同源、同音、同义，在甲骨文中，“华”的写法像一朵下垂的花。按字原象形，甲骨文“华”用为祭名，究其本源就是说，花的生命、人的生命都来自于祖先和天地的恩赐，因此人们用下垂的华丽花朵来祭祀祖先和上天，以示感恩之情。
另外，传说中伏羲所在的昆仑虚，鲜花满地，芳香四溢，后世的屈原在《天问》中就美其名曰“昆仑悬圃”，意为悬在空中的花园。所以，用来指代乱琼碎玉般的锦簇花团的“华”就成为昆仑虚的另一种意象表征。关中东部的华山，晋南的华水、华谷，可能都是华胥氏、华族遗存的反映。
仰韶时代彩陶上的菊花和玫瑰花图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图腾，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祭祀神祖——华胥氏的“华”字由此成为后世中国人的身份标识。
《韩非子·十过》用神话的形式描述了黄帝战胜蚩尤、炎帝统一中原后，在西泰山上汇合诸路鬼神威风凛凛的浩大场面：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这则神话如果单从表面来看，似乎也就是后人对黄帝的神化和赞美，很难看出它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但倘若我们将它置于整个西阴时代背景下来考量就会发现，它实际反映的可能是黄帝在“统一”中原及其周边部落氏族后，召集各诸侯前来会盟商讨联盟事务的热闹场景。
文中的“鬼神”显然是指来自东西南北的各路诸侯。蚩尤在这里出现，意涵着早一代的蚩尤被打败以后，新一代的蚩尤归顺黄帝，并和毕方、风伯、雨师、虎狼、腾蛇、凤凰这些部落一起成为华族部落联盟集团中的核心力量。
空间拓展的背后必然是武力征服的铁血支撑，战争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主题。考古发现这一时期不少废弃的垃圾坑内都有随意埋人的现象，如陕县庙底沟遗址、平顶山临汝中山寨遗址、渑池西河庵遗址、彬县下孟村遗址、扶风案板遗址等。这些墓葬中的死者有很多没有按常规被埋入成人墓地，有些甚至身首异处，肢骨上有明显的砍斫伤痕。
这些死者的身份普遍比较低下，极有可能是战争后处理的战俘或战死者的尸体——这说明《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的记载，并非虚妄之言。
当然，武力征服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前后数代黄帝都有一颗吞天纳地、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正如《管子·五行》所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风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
蚩尤、大常、奢龙、祝融、大风、后土都是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部落，这些部落的加盟，使得黄帝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摘自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年9月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前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至前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研究出版社，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