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柴治平
编者按《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实质上写的是困扰一个少年一生的梦魇。少年最终通过手术祛掉了下巴上有形的痣，但埋藏在命运深处的痣却始终如影随形。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种命运的馈赠。柴治平以一种刀削斧凿般的笔法将这种深刻到骨子里的人生体验为我们呈现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梦魇，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梦魇。相信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梦魇里被深深地惊醒过。——责任编辑：辛峰
01
我讨厌樊老四。
樊老四好像专门算准了我每天出现的时间，早早扛着一管长嘴烟锅圪蹴在他大儿子建在路边的砖瓦房的墙根下，等着嘲讽我。
上学放学，我都必须经过他面前贯穿南北的一条土路。他见我走近，就喊我“黑下巴”。我不可能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我又干不过他，只能拿眼睛瞪他。我用胸中愤怒的火焰将目光打磨成锋利的刀子，直逼他的额头，他却“嘿嘿”一笑，啥事没有。
有时他不喊我“黑下巴”。他噙着烟锅，弓起右手大拇指摁摁烟斗里燃烧的烟末，翻起一对眯缝眼，吧嗒吧嗒抽上两口，将嘴里的口水回几个旋儿，然后摊开牛屎般的笑容问我：“你得是为了敬嘴，下巴上挨了一枪？”
“笑话别人，小心口水把自己淹死。”我咬牙切齿地怼了他一句。
樊老四没想到我会反击。他抽出腋窝下捉虱子的左手，翘起大拇指蹭掉滑出嘴角的一溜涎水，骂道：“我把你个龟儿子。”再将悬在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抹在了手掌心。接着双手抚膝，腰一弓，一伸，贴着砖墙站了起来。
我拔腿便跑。我害怕他铁钳一样的手，能捏碎人的骨头。呼呼的风声擦着耳朵，我的书包都飞了起来，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屁股。我边跑边回过头去看他，他大幅度地揺摆着双肩，脚板在路面上跺出夸张的“啪啪”声。
那种虚张声势的追赶，使我慌不择路，脚下一个绊子，摔倒在路边的水渠里。
回到家，准备参加演讲的一身新衣服上沾满了尘土。母亲扳着我的脑袋左看右看，惊慌失措地问道：“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我没有回答她，从肩膀上取下书包，甩到了炕角，眼泪不争气地淌下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向母亲叙述我的难过。
学校准备举办演讲比赛，选手由班主任亲自敲定。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没有庆幸，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学校的每一项活动中，都应该有一张属于我的奖状。我享受那种被全校师生羡慕的目光围拢的感觉。在颁奖大会上，从校长手中接过奖状的那一刻，内心里奔放出的自豪和荣光，像天空一样无垠，阳光一样热烈。演讲稿我已优先于别的同学背得滚瓜烂熟。
临到比赛的前一天，班主任将我叫到门外，直接了当地说：“这次演讲比赛你就不用参加了。”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傻傻地站在他面前，等着重新确认。
班主任向着我指指他自己的下巴，摆摆手说：“你这个痣，不行。”
我顿时脸如炭烧，就像一个膨胀到极限的汽球，被人扎了一针，一下子软塌下来。这是一个天衣无缝而又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
放学的路上，我将所有的不快都化作了一句咒语，送给往我伤口撒盐的樊老四。
我在断断续续的抽咽中讲完事情的原委，我母亲对着门外的香梨树爆了句粗口，又歪过脸大声地问我：“那他不让你参加比赛，打你干什么？”
我急忙澄清，老师没有打我，身上的尘土是自己走路不小心摔的。
我没有告诉母亲樊老四变着法儿取笑我。相比于演讲比赛带给我的悲伤，樊老四故意吓唬我的事，实在算不了什么。
母亲掸掉我身上的尘土，抚摸着我的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谁家的娃有我儿心疼？还嫌我儿下巴上的痣。瞎了眼的，我儿以后是当大官的料。
母亲的这套说辞来源于父亲的熏陶。
我父亲习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方向来矫正别人对我不屑的看法。他万分激动地向旁人表述着自己独特的发现，像一个狂妄的将军频繁地挥舞着手臂，夹在指间的烟火在空中划出凌乱的弧线。
他说，主席的下巴上有颗痣，我儿的下巴上也有。这是老天爷的意思。不用说，我儿都是一个官胚子。
听的人往往皮笑肉不笑地敷衍道：“就是就是。”还不忘好奇地伸过手来摸摸我的下巴，脸上铺展开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
我母亲又会不适时机地补充道：“说来也怪，刚生下来那会，就发现孩子的下巴上有颗比麦粒还能小一些的黑点，以为是沾上了不干不净的东西。还用指甲轻轻地抠了抠，并没抠下来。不承想越长越大。”
我的父母都是好要面子的人，他们在这种无人愿意揭穿的自我安慰中时刻顾及着自己的脸面。他们并不明白，过度地谈论关于一颗痣的话题，等于一步一步将我揳进自闭的墙角里，下巴上的痣正是那颗要命的钉子。
直到小学五年级那次演讲比赛的夭折，一个十三岁孩子的自信便彻底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自卑，像无形的铁镣一样捆绑住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02
我本想左右着回忆，以幽默的笔触向你讲述一个少年的前尘旧事。但不幸的是，回忆就像少年的手，拽着我，迫使我在事先设计好的叙述轨道上不断偏离，一次次走向伸手不见五指的死胡同。
樊老四依旧叫我“黑下巴”。我故意不看他，不接他的茬，紧盯着自己的脚面从他面前冷漠地走过。樊老四看出了无趣，他最先将一只手蜷成手枪的形状，朝着我的背后不停地“砰砰”射击。后来再见到我时，噙着烟锅的嘴巴便识趣地偏向一边。
我开始厌恶周围的一切。
厌恶与人交流。我的父亲恨铁不成钢地反复叹息，说我越长越没出息，一脚踹不出一个响屁来。
我甚至厌恶吃饭。母亲好心端给我的饭碗，要么被我重重地撴在案板上，要么被我打翻在地。
我厌恶和我对话的人用肆无忌惮的目光不怀好意地扫射我的下巴。没有人觉察出我的异样，不良的情绪如同疯长的荆棘将我围困。
学习于我，已失却了希望和激情。我在初中的课堂上常常昏昏欲睡。老师不无担心地询问我是不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现病变。
我低着脑袋，我一直低着脑袋，像根没有枝桠的树桩，杵在他的面前。
他让我抬起头来看着他说话，他不相信一个铁分子一样活泼好动的青春期学生，会将沉默演绎得如此深刻。
他更不允许自己对学生的问询和关心得不到一丝回应。他是个责任心极强的老师。
一拨一拨的愧疚将我的脑袋压得更低。那些拼命挣扎在心底的话语，被自卑摧毁成七零八落的碎片，沉入看不见的角落。即便搜寻出一个字或一个词，也是带着撕心裂肺的疼痛。
我能听到来自老师的鼻孔间急促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他试图用一只手掀起我的额头，却一次次扑空，他一步一步将我逼到墙角，当他发现想要掀起我的额头无异于掀起一块嵌入水泥地面的石头一样费劲，他决定放弃，甩袖而去。
浑浑噩噩中，混到初中毕业，我外出打工。一年后，又重返校园，继续高中生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切都变得陌生，陌生的同学，陌生的老师，以及内心里始终无法排解的不安，令我的口头语言表达变得极为迟钝而笨拙。遇到实在迫不得已需要做出回应的问话，我通常只用几个字便打发掉了。懒于梳洗的头发凌乱地罩着我的半边脸。我从未认真地读完过一本文学类书籍，但在同学们的猜测和传说中，我是一位天生有着忧郁和颓废气息的诗人。
这种虚无到没有任何意义的感叹，让我受用非常。曾经低下去的头颅，如同被脚踩折的野草遇见了一场春雨，又一点一点昂扬起来。从每个少年身上散发出的蓬勃的青春气息荡漾在校园的每个角落。站在班级后门外的一棵挺拔的杨树下面，我突然有种即兴赋诗一首的冲动。
我甩甩头发，正要张嘴，一袭轻盈的倩影从我身边忽儿飘过，飘过就飘过，偏偏她要回首，仅仅一刹那，周围静止的树木，教室，校园的土墙都飞速旋转起来，她耳鬓间被风撩拨起的一撮调皮的秀发诱引着我不辨南北，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
那“啊”字后面无限延伸的一条波折号，差点使我因为无法换气而昏厥在地。一场电闪雷鸣的暗恋风暴开始了。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向她表白。我用最原始最浪漫的写信的方式，马不停蹄地向她诉说着我的快乐，我的忧伤，皆来源于她的恩赐。
我将她比喻成太阳，月亮，大地，长河和各种各样的花朵。
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几乎陈旧到发霉长毛的比喻，来象征我们美好的明天。
我不分昼夜地写完了十刀稿纸，每刀页，每页字，整整三十万字。
我选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等到教室里的同学走得差不多了，我佯装上讲台擦黑板途经她身旁，将事先写好的纸条丢在她的桌面上，约她到教室前门外的一棵歪脖子树下会面，有重要东西给她。
我无比兴奋地觉得自己像极了一位勇敢的地下党员偷送情报一样，警惕地避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确信四周只余风声，蛐蛐声及不知名的虫鸣声在忘情地交织，才将手提袋内十刀稿纸的情书交到她手中。
借着教室窗口射出的一道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她接过手提袋的右手，拽着身体忽然向右侧倾斜，幸亏她两只手同时抓住手提袋的带子，像费力地提着一桶井水，一揺三晃地走进了教室。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她委托同班的一个体态肥硕的男生退还了我写给她的三十万字情书。并附上一封字的简短回信。
她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就像两条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邀请另外一个男生来见证我的不堪。
事后听说，她管那个男生叫哥哥。那是一种不同姓氏并且眉宇间找不出一点有关血缘的蛛丝马迹的哥哥。
我提着沉重的三十万字情书，再次垂下头颅，默默地走出校门，骑上父亲那辆苍老得动不动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声的飞鸽牌加重自行车，茫然地飞驰在宽阔的柏油路上。
我蹬断了自行车的链条，磨飞了自行车的闸皮，在一座废弃的砖瓦窑边上，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我移开倒压在身上的车子，躺在地上一直睡到夕阳西下，才翻身坐起。
点燃一根火柴，三十万字的情书顷刻化为灰烬。
在那张稿纸燃烧的火焰中心，我仿佛看到她站在乌泱泱的人群中，伙同波浪一般揺动的众多手臂，向着我指指点点。
我捂住下巴，将脸埋进裆部，他们放肆的笑声变得越发恐怖，像从幕布一样的天空传来。
我用尖利的指甲疯狂地抠着下巴上的痣，疼痛钻进骨缝，血水嘀嗒，痣自浑然不动。
我无力地坐在火堆旁，直至厚重的夜色将我无情地吞噬。
03
三年的高中时光一晃而过。临近高考的前一个月，教导处主任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县城要举办一次青少年书画大赛，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揺揺头，表示没有兴趣。他呷了一口茶水，背靠在椅子上，苦口婆心地劝导了我半个小时，我照旧无动于衷。他不得不用强硬的口气命令我：“不用商量了，你马上着手准备，参不参加不是你说了算。”
很幸运，学校报送的七个学生，四个获奖。其中，我获得学生书法组二等奖，我是垂着头走上颁奖台的。站在台下的带队老师向前伸长了脖子，一只手蜷成半圈，罩住嘴巴，小声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偷偷瞥了他一眼，他竖起大拇指朝空中向上顶了顶，示意我自信一点。我怀抱奖品和荣誉证书，慢慢抬起头来，平视前方。人群突然一阵安静，掌声退潮，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的闪光灯停止闪烁，所有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到我身上。我慌忙转身，奔向台侧。带队老师上前一步，将我又推到台前，时间在凝固了半分钟之后重新复活。
我们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喜讯传到镇政府，一股自豪之情洋溢在我父亲的脸上。碰见他的人，都会对他说：“你儿子获奖了，上了县新闻。要不是下巴上的痣，还认不出来是你儿子。”
我告诉父亲，我始终没有感到有一丝喜悦。我说你知不知道下巴上的痣，让我像一个滑稽的小丑一样站在颁奖台上，供人观赏。我说我真想撕了荣誉证，摔了奖品，它们对我毫无意义。
父亲在我歇斯底里的喊叫中怔住了。他从未想到，一颗痣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一向腼腆的儿子变成一只咆哮的小狗，他不由得仰头哈哈大笑。
我气疯了，抓起奖品正要扔出门外，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厉声说：“放下，我叫你放下。”
他从我手里夺过奖品藏在身后，拧过脖子，变了脸色。
他说：“痣，痣怎么了？要不是你下巴的痣，你早让人贩子拐卖了。”
那年我只有五岁。夏忙一过，镇上起会，暂时闲下来的农人都会三五一群到镇上看戏。父亲是镇政府的厨师，母亲有足够优越的便利条件逛会。她带上我，在父亲的身边待了整整十天。
一天晚上，母亲出去看戏，她让我跟着父亲在镇政府的电视室看电视。父亲的同事抱进来一个西瓜，父亲说他去厨房取菜刀杀瓜，让我坐在电视室不要乱跑。我等了好久，都没见父亲进来。身旁的几位叔叔看电视看得入迷。我不想吃西瓜了，我得去找母亲。
我悄悄溜下凳子，跑出镇政府的院子，穿过街道，去戏园找母亲。戏园门口人潮如织，我躲过售票员的眼睛，从簇拥着进戏园的大人们的腿裆中间爬进戏园，里面同样挤满了人。那么多黑乎乎的脊背，没有人告诉我母亲在哪里。
我找遍戏园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母亲的影子。那种没有母亲的陌生世界，让我恐惧，我扯着嗓门喊“妈妈”，喊着喊着就哭了。一个留着长发蓄着大胡子的中年人挡住了我慌乱的脚步。他在我面前蹲下来，一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剥开，塞进我的嘴里。
他问我：“甜不甜？”
我抬起袖口擦着眼泪说：“甜。”
他说：“不哭了。我带你去找妈妈。”
他站起来，拽着我的手，朝戏园的出口走去。
“哎，这不是遵民家的娃吗？”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们队上的真凤，她的辈份同奶奶一样大。她从人群的缝隙中透过的光亮看到了我下巴上的痣，叫了我一声“卫东”，上前揽住我。
她警觉地质问牵着我手的中年人：“你是谁？面生很，北极原上好像没见过你。”
中年人听罢立刻放开我的手，迅速消失在夜色中的人群里。
真凤把我抱在怀里，镇政府的大喇叭里传出父亲焦急寻我的声音。
“我儿下巴上有颗痣。”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人的声音，喊着我父亲喊过的话。
我父亲发动镇政府所有的同事，兵分三路，将北极街道，戏园，电影院翻了个遍。
当真凤抱着我出现在父亲和母亲的面前时，父亲愤怒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周身不停地颤抖。他气急败坏地凶完满脸泪痕的我，又凶耸动着双肩哭泣的母亲。他凶完母亲转而又骂自己，骂着骂着眼角里就涌出了眼泪。
真凤说：“遵民啊！娃找到了就不要吼了，也不要骂了，人笑话呢。”
04
大抵人在少年时代，都懂得要脸。我绝不允许自己的脸面上有一个黑色的污点存在。
高考过后，父亲揣着积攒的三百元钱带我到咸阳袪痣。他从不认为一颗痣对我的影响能有多大。他唯一隐忧的是，担心以后找对象，人家会弹嫌他的儿子。他事先联系上在咸阳二院工作的表叔，央求收费方面看能不能少收点。我父亲打算用一百块钱支付长途车费，剩下的算作我俩的饭钱。启程之前，母亲准备了些土特产让父亲带上，看望我的姑奶。
在表叔的帮助下，父亲只交了二百元钱，便将我送进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表叔问我：“你想清楚了没有？激光袪痣剜不了根，得刀切，你害怕不？”
我非常坚定地说：“刀山火海也动揺不了我袪痣的决心。”
父亲紧张地望着我表叔问：“是不是很疼？”好似做手术的是他。
我表叔说：“局部麻醉，不是很疼。”
我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展开一块白布遮在我的脸上，像在宣布我已经剧终。
我有点不习惯地问主刀医生：“遮上布怎么袪痣？”
医生没有回答我。他又将白布从我脸上撤下，从中间剪开一个条形的孔，露出我的下巴和鼻子。在麻药的作用下，我只听到手术器具的碰撞声在耳边咣当咣当回响。下巴被拉扯着，一会向左，一会向右。
主刀医生愉快地轻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他极具传染力的歌声，让我的心情舒畅无比。
做完手术，医生问我：“要不要看看？”
“看啥？”
“切下来的痣。”
“我不想看到它。”
“看看也好。”
医生端过来一个精致的不锈钢盒子，指着躺在白纱布上的那片拇指盖般大小的痣说：“这也算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跟它道个别吧！”
说得好像我是进了妇产科刚生产完的妇女一样。
医院，上了人行天桥，觉得下巴上像是绑了一块石头，沉重得差不多要将我的脑袋拽到水泥路面上。我挺直着腰杆跟在父亲身后，我说：“咋有点疼？”
父亲转过身盯着我被纱布包裏的下巴说：“麻药劲过了能不疼？现在好看了，嘴肿得跟瓮沿一样。”
我想笑，想开怀大笑，却只能憋住。
父亲继续向前走着，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咸阳二院高耸的大楼，然后啵了一个飞吻给它。
后来，有朋友分析，他说我如今的落魄，与袪掉了下巴上的那颗痣有很大关系。他说，那是我一生的风水。
去年十月份休假回家，闲来无事，翻出小时候的照片，发了朋友圈，老同学发来信息说，那颗痣是前世的印记，是神的馈赠。为什么要抹去呢？
我说，神应该馈赠我万吨黄金。
当然这是幻想，也是笑话。
如果这个故事要从头讲起，我跟你说，那时，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作者简介柴治平：80后，陕西彬县人。书法与文学兼备，书法作品曾在全国各种比赛中获奖，有作品收录于《西部骄子》丛书；有文学作品见于《豳风》文学双月刊，现居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