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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人大代表王勇超:传承发展乡风乡俗文化推进乡村振兴
又是一年一度全国两会时间。3月5日，记者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王勇超处获悉，今年两会上他将提交关于建立乡里新机制、振兴乡村新时代优秀文化的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中国的乡村是自西周以农业立国所建立的地方组织形态、而后历经三千多年而形成的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王勇超代表认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中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因此，建立乡里新机制、振兴乡村新时代优秀文化可以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效机制和有效举措。
王勇超代表告诉记者，《周礼》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阐释官制和政治理想制度的典籍，被纳入儒家十三经之中。乡、里是《周礼》中提出的地方组织单位，原本是相对于天子王畿而设立的层层相连的地方基层组织机构，《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组成一比（即邻），相保相守；五比（二十五家）组成一闾（即里），和睦相爱；四闾（即一百家）组成一族，丧事（喜事）相互帮助；五族（五百家）组成一党，患难相助；五党（二千五百家）组成一州，遇有灾难相互周济；五州（一万二千五百家）组成一乡，守礼相宾而建立乡风乡俗。“乡党”一词即从此来。乡里制度的建立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五家是最小的社会基层组织，从邻里到族乡，即使移民所到之地，皆立教令而劝民，层层的组织相互关联，形成邻里相保、不为罪过，相互守望、睦邻友爱，患难相忧、周济相助，相敬相宾、尊法守礼的乡里风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建立的社会组织和乡里文化，既是一种对社会治理的思考，也是一种文化自信。
“在党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定位乡里文化、乡风乡俗在新时代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应该充分认识乡里机制对于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而乡俗乡风的建立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并深入人心具有切实的文化意义。”王勇超代表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纵观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一定离不开教育。《礼记·学记》明言“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就是办学兴教。“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乡学的教化内容核心是教导民人尊贤重誉，尚德守礼：一教化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即是智慧、爱心、洞察力（别善恶）、判断力（明是非）、忠义、中和；二教化以六行：教（孝）、友、睦、姻、任、恤，即是对父母孝，对兄弟姐妹友爱，对亲族和睦，对姻亲亲密，对朋友有诚信，对贫困之人乐于救助。在乡里还建立多项措施，通过宣化来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繁衍兴旺，保息养万民：慈幼，养老，振穷，宽疾，即爱护保护少年儿童，赡养老人，救济不能自食其力之人，帮助贫困的人等。
在议案准备阶段，王勇超代表深入调研走访发现，乡风乡俗、乡里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得到很好的传承，各地方可以依据地域文化特点和历史传统，挖掘、整理本地区的乡里传统和文化，从家风家训、邻里关系、村民公约到乡中风俗风尚，从历史传统到当今时代，大力宣传进行推广，弘扬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观念，移风易俗，树立正风正气，摈弃歪风邪气，建立新时代且具有文化观念前瞻性的乡风乡俗。
王勇超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乡规民约在当今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所以，在乡里建立、复兴乡风乡俗文化就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历史文化形态又决定了这种乡村文化必有其历史沿革，因此，既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悠久的乡里风俗文化，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封建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封建传统与现代文明、对其蕴涵的精华与糟粕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知，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社会法律相悖的内容必应批判与摈弃。我们应坚持文化自信，不负使命，勇于创新，让古老的乡里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王勇超代表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风乡俗及其文化建设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乡里机制下的乡风乡俗文化的教化功能、道德行为的规范化、乡里风尚的约束力、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是乡村振兴特别是文化振兴的根本和保证。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乡风乡俗文化，通过乡里机制的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有效地实现普及，从家庭到家族，从邻里到乡村，真正实现深入人心，并成为实现最美中国的关键举措。
王勇超代表建议：
一、以党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在国家行政区域制度保障下，让数千年的乡里机制和良好的乡风乡俗重新活跃起来。
二、把乡里机制和乡风乡俗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让良好的乡风乡俗真正深入人心。
三、以乡风乡俗传承发展为契机，引导乡村民众树立优良的社会风尚，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
四、讲述好人好事，弘扬良好风尚，赞美优良的乡风乡俗，重塑民风淳朴、尚礼重教的乡间文化。
五、在优良乡风乡俗的建设中，应明辨传统与现代，精华与糟粕，传承与批判，应坚持文化自信，不负使命，勇于创新。
此外，王勇超代表还建议，以“两宫四寺”为窗口和题材，弘扬关中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王勇超代表告诉记者，“两宫四寺”指的是以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陕西段七个遗址点中的关中文化遗迹，即“汉长安城未央宫、唐长安城大明宫、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两宫四寺”最为突出的关中文化标识就是丝路文化。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但要有宏观的顶层政策设计，还要通过具体的遗址文物等加以践行和传播，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而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把大命题融入到小故事中，以深入浅出的生动方式呈现出来，是习近平总书记传达治国安邦理念和政治外交智慧的重要方式，这对于我们以“两宫四寺”中所蕴含的丰富题材来“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王勇超代表提出，相关文献整理是弘扬关中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一方面搜集与关中文化相关的长安文化、丝路文化、都城文化、遗址文化等文献史料，另一方面整理与“两宫四寺”及其张骞出使西域有关的历史、考古、文物、关学、佛教、文学、艺术等文献，同时搜罗当代学者已有与上述相关的学术论著，设立专门图书室进行收藏陈列。
“学术上，在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上，一是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就“两宫四寺”的历史、考古、文物、哲学、关学、佛教、文学、艺术等领域撰写学术论著，挖掘其中的关中文化内涵并阐述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二是面向普通读者的科普普及，撰写一定数量的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推广传播关中文化。三是申报设立“两宫四寺”关中文化的重大项目，以课题的形式促进关中文化学术研究。”王勇超代表说，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与“两宫四寺”相关的历史、政治、佛教等丰富题材进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学创作，尤其重视小说和戏剧这类能够体现讲故事吸引人的体裁，以《西游记》对玄奘西行宣传的深远影响为代表；艺术上，以“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为中心，联合陕西师大相关院所，诸如文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书法研究院等，对与“两宫四寺”相关的佛像、建筑、碑刻、壁画、文物等进行艺术书法美学研究，进而探掘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关中文化内蕴。
王勇超代表提出，教育上，一方面，充分发挥“两宫四寺”的遗址实地及其相关博物院、馆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依托“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和“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申请设立关中文化研究专业进行硕博研究生招录，组织教师编纂《关中文化概论》教材，开设关中文化和丝路文化课程，在教育教学上全面弘扬关中文化。在团队上，以“关中·黄河文化研究院”和“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联合陕西师大相关院所，如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美术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宗教研究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等，并联合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尤其是陕西高校相关院所进行合作研究。
王勇超代表说，我们希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优秀传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佛教的中国化、博物院大学校、以百姓心为心、讲好中国故事等讲话政策和治国理念引领下，以丝路世遗之关中“两宫四寺”为考察中心，通过弘扬关中文化和长安文化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端，研究对象也仅仅局限于申遗成功的位于关中的六处遗产来管窥关中文化，而我们知道，当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计划启动时，陕西确定了12处20个点，除了上述7处外，还包括天坛遗址、法门寺地宫等13处遗产，这13处遗产也皆分布于关中地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此初始研究计划基础上，进一步对这13处文化遗产进行后续研究，全面挖掘其中的关中文化内蕴，进一步研究和弘扬关中民俗文化，形成传承和弘扬大关中文化的宏阔格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陆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