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锡
一个庆阳人无比熟悉的名字
他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
在英勇就义前
他留下的家书和诗歌
感动了无数人
王孝锡(-)
年2月18日生于甘肃省宁县太昌镇西壕村一个农民家庭。
年考入平凉中学,因反对封建礼教和学校陈腐制度被开除,后进入国语讲习所就读。年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后,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并举办平民学校。
年,王孝锡在自己的家乡宁县太昌镇成立了甘肃第一个“青年社”,发展社员30多名,为宁县以后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放弃去苏联的学习机会,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兰州开展工作,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改组中共甘肃特支,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孝锡等在省政府门前召开反蒋大会,声讨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罪行。
年在太昌成立了中共彬(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任支部书记,该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年,策划旬邑暴动,组织百子沟煤矿工人进行配合。暴动失败,写下了《吊故友七人》等4首诗。
年11月,不幸被捕,写下了慷慨激昂的遗书后英勇就义,时年25岁。
王孝锡给父母亲的诀别信
年12月29日夜,王孝锡得知敌人要杀害自己,便向狱吏要来笔墨,给父母写下了这封诀别信。他请看守将写好的书信连同四块银元送给同乡王朗轩,并请其转交父母。次日清晨,他在敌人的枪口下英勇就义。
纵有垂天翼,难脱今夜险。问苍天!何不行方便?驭飞云,驾慧船,搬我直到日月边。取来烈火千万炬,黑暗世界,化作尘烟。出铁笼,看满腔热血,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把家园骨肉齐抛闪。自古英雄多患难,岂徒我今然!望爹娘,休把儿挂念,养玉体,度残年,尚有一兄三弟,足供欢颜。儿去也,莫牵连!!
王孝锡:
“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
年春,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王孝锡派任鼎昌去平凉负责党的地下工作,王之经去陕南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他与王彦圣继续坚持就地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中组织渭华起义的同时,王孝锡与吕佑乾、许才升也开始策划旬邑暴动。5月6日,暴动群众在吕佑乾等人指挥下,处决了旬邑县县长、公安局长等7人,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渭北支队。王孝锡在百子沟组织煤矿工人暴动,配合旬邑行动。由于占优势之敌的反扑和叛徒的出卖,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遭到摧残,吕佑乾、许才升等7位起义领导者被杀害,王孝锡、王彦圣也受到追捕,先后化装返回宁县。
右一为王孝锡
失败和挫折并没有使王孝锡屈服,他从旬邑暴动中看到了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为广大工农谋解放,为死难战友报仇。他在《吊故友七人》等4首诗中,热情赞扬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出现的“议案一决凛冰霜,红军奋臂赴杀场,贪官污更尽丧胆,绅豪地主如亡羊”的革命形势,表示了“挽救工农登仙阶,努力实现苏维埃,生平浩气终难泯,革命史上第一页”的坚强决心,发出了“追荐惟有眼中血”的铮铮誓言。
这年,陕甘一带遭受特大早灾,粮食绝收。夏秋之交,宁县南区聚起三支以饥民、逃亡土兵为主的农民武装,人数多,并由最初打击豪绅地主、抢夺粮食,逐渐发展到向正宁、宁县、西峰等城镇发起进攻。王孝锡密切注视着这三支农民武装力量,他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对他们的组织成分、武器装备、供给来源、活动范围、斗争方式及周边形势做了详细说明和分析,认为这三支农民武装虽然成分复杂,但绝大多数仍是贫苦农民,只要正确引导,很有改造成革命武装的希望。他对三支队伍的头领做了大量工作,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团结作战,互相策应,向敌人斗争。三方接受了他的建议,达成了初步合作。后来,由于反动当局收买离间,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三支农民武装终于溃散,组织、改造农民武装的计划未能实现。
旬邑农民暴动失败后,王孝锡一直被国民党当局搜捕,他辗转于宁县、长武、彬县一带继续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在《国民党三大责任》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题为《决心》的诗,这是王孝锡发自肺腑的誓言:
任何力量,不能移我的心。
任何力量,不堪动我的情。
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停留。
我的责任,策励我不能一刻安寝。
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
王孝锡在宁县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惊恐不安。国民党中央命令甘肃省党部以“煽动暴动罪”逮捕王孝锡。11月26日,国民党陕甘青“剿匪”总司令部派法官杨天枢潜往宁县,勾结宁县县长效维国,经过密谋策划,乘王孝锡不备,将其逮捕。面对凶残的敌人,王孝锡大义凛然,从容不迫。
得知王孝锡被捕的消息后,王彦圣立即组织营救。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王孝锡指示传递消息的同志取消营救活动。他先被敌人押往宁县,随后经平凉押往兰州。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多次酷刑审讯,企图获得共产党的机密。但是,王孝锡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王孝锡自知凶残的敌人不会放过自己。在狱中,他已经做好了与亲人诀别的准备,并留下了诗篇。
永别
我非木石人,能无手足情?
死则为正义,生则为人人。
从今成永别,心唯双亲萦。
堂前代尽孝,虽死也安心。
寄妻
献身革命不还家,卿奉双亲务桑麻。
更嘱贤妻一件事,还当培育革命花。
尽管身陷囹圄,王孝锡对革命前途仍充满希望,一首《铁窗朝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和希望:
静坐铁窗月影斜,献身革命不还家。
朝阳翌日红光艳,胜利预兆出彩霞。
12月29日深夜,当他得知敌人要下毒手时,向狱吏要来笔墨,写下了“绝命词”,以慷慨激昂的词句,再次表达了自己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坚贞信念。12月30日清晨,古城兰州寒风凛冽,阴云低垂。从市内三圣庙通往安定门外萧家坪刑场的路上,戒备森严。当一辆囚车在武装士兵的押解下,经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时,突然响起“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的呼喊声。行人不顾军警驱赶,纷纷驻足观看。只见刑车上一名青年奋力挣开4个刽子手的揪押,放声高呼。惊慌失措的刽子手举起马刀朝他身上乱砍,仍然制止不了他的喊声,便将一团毛巾硬塞进他的口中。敌人的枪声响了,王孝锡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
王孝锡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播火、战斗的悲壮人生,将如同他的不朽诗作一样,永远光照千秋,垂范后世。
(摘编自张国定的《王孝锡和他的诗歌人生》,原载于《庆阳党史研究》年第1期)
王孝锡革命诗作
(一)
丑贼剪何急,皂隶临门催。
双亲堂上悲,儿女牵衣涕。
断袖出门去,天空任鸟飞。
(二)
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
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
(三)
书剑漂流二十年,
国事无端尚依然。
革命未成身先捕,
普罗①自在人世间。
(四)吊故友七人
其一
挽救工农登仙阶,
努力实现苏维埃。
生平浩气终难泯,
革命史上第一页。
其二
议案一决凛冰霜,
红军奋臂赴沙场。
贪官污吏尽丧胆,
绅豪地主如亡羊。
其三
静夜悲声隐隐扬,
丑贼送君赴杀场。
枪声已息君犹哀,
烈士坑中含土亡。
其四
一缕清风半轮月,
深山幽处暗举哀。
回忆往事肠欲断,
追荐惟有眼中血。
(一)是王孝锡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离家出走时写的;(二)(三)是王孝锡在被捕后写的;(四)是在旬邑暴动失败后写的,当时和王孝锡一起领导暴动的七位共产党员被敌人活埋,于是他写了这首悼念故友的诗。
①普罗:“无产阶级”的英文缩写。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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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视察时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甘肃要运用红色资源,认真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个总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运用红色资源,切实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本报从今日起特开设“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专栏,陆续刊发专家学者相关理论文章,追寻革命足迹,铭记光辉历史,弘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庆阳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带领陕甘边党政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陕西中部、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地区创建的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胜利的新征程。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形成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提供了战略支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集中体现在“两点一存”上。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相继丢失。然而“东边不亮西边亮”,就在蒋介石集中精力“围剿”南方革命根据地时,陕甘边革命活动正蓬勃兴起。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共产党人沿着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征程。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的失败,但却坚定信念、一往无前,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奋起。
年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在西北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3月,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的“进剿”之下,寺村塬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相继失陷,直到年11月包家寨会议决定实行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狡兔三窟”式多区域的战略布局后,革命形势才发生了重大转折,最终于年11月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巩固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于年6月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除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势险要、处在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区域等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在于: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使整个根据地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二是坚定不移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紧密结合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开展了武装斗争,把革命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创造了“梢林”中的马克思主义。三是坚持自主发展,构建多区域的大战略布局,探索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关中和陕北为两翼三个彼此依托、相互策应的战略区,使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四是坚持统一战线法宝,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革命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区别地对待广大农民群众、国民党军队俘虏、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土匪和江湖帮会,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敌人,为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同盟军,保护和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五是坚持群众路线,始终重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真正让群众把共产党人当成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正是由于多方原因的共同作用,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探索根据地建设实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在不断转战的过程,经过七次改变,党和红军将长征落脚点最终选择在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经甘东北、陕北到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党在长征路上的第六次选择。但在到达哈达铺修整时,偶然从报纸上得知陕甘地区还存在着红军和革命政权的消息,毛泽东果断提出到陕甘根据地去。9月16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落脚点的确定并非“一张报纸定乾坤”的偶然,而是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从战略地位而言,陕甘革命根据地向西、向北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东渡黄河可以奔赴抗日前线,正好契合了党中央寻找“落脚点”北上抗日的需要,使红军长征有了“落脚”之“点”。从政权区域而言,截至年6月底,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根据地已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南北余公里,东西余公里,包括30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陕甘根据地),那就不得下地。”从群众基础而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行者,根据地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老百姓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使中央红军有如回到久别的故乡,感到异常的温暖,并且顺利地度过了在陕甘的第一个冬天,使得党中央和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站得住脚。从军事策应而言,陕甘红军英勇作战,震动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陕甘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有力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让长途跋涉、疲惫至极的红军有点可落、有点能落,并且能站得住、站得稳,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战略基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迅速调整了政治路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二将军率先建成联合抗日共同体,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并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在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同时,中共中央大力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为迎接抗日高潮的来临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好了十足准备。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整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渡过黄河,奔赴抗日战场。陕甘红军的革命力量也汇入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试验田,正是因为有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壮大,才有了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兴盛,才得以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从军事建设上看,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梢林主义”“三色建军”路线和“狡兔三窟”式的战略战术,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确立提供了鲜活的成功实例。从统战工作上看,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的确立提供了经验借鉴。从政权建设上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民主选举、十大政策为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模范区建设提供了丰富经验。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巩固发展壮大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提供了大本营。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凝结形成的南梁精神在党的革命精神谱系中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从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谱写了一曲曲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凯歌。诞生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上的南梁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一脉相承,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都是根植于革命实践的思想文化成果。南梁精神有机地融合了党初创时期信念坚定的开创精神、大革命时期激流勇进的拼搏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早期联系群众的务实精神,并在创建发展根据地的实践中丰富发展、接续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承上启下、集散扩大,为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同时,南梁精神也是甘肃精神谱系的源头,不仅吸纳继承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共性,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方特性,为红色基因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梁正是这片红色土地的一块瑰宝。深入挖掘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传承弘扬南梁精神,为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为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强大精神动力。
(执笔:刘正平、孙瑛、戴引兄、张秀娟)